他决心要实事求是,正己肃下,自己带个好头。法律要求严惩的,虽是权贵,也不宽恕。凡是有才干可重用的人,虽是被人疏远无人理睬的,也不能遗漏(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远不遗)。
说起来,张居正目前已位极人臣,若像严嵩那样以固宠为要,也可保一生荣华。但他不屑为之。人之为人,就在于有慨然丈夫之志。滔滔东逝水,已淹没了多少鼠辈,人岂可朝下走、贪小利、等同蝼蚁而耗完一生?
眼见得国家已经如病猫,何日得重见雄风?大丈夫怎能安坐?大明确实已到了一个关口。满天下只懂得如何做官,却不留意如何干事。国家养了官,却日日在扰民害民。这不是跟朱老皇帝淮右起义的初衷开起了大玩笑么?打碎了一个,又来一个,那么,当初浴血,又是何必?
国家养官,用的是来自老百姓上缴的税粮。养一个这样庞大的队伍,国家与百姓本来就不堪重负,而这个官僚群体要是再不干事,那作的孽可就大了!
大明时代的中晚期,不幸就是这个样子。庞大的官僚机器所谓的行政工作,可以说就是无数的&ldo;公文旅行&rdo;。比方说,某官上奏一件事情应该抓紧办,皇帝照准,&ldo;批红&rdo;让有关部院去办,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抚按去调查并办理。公文到了下面,如果事情难办,或有人请托,或部门利益有纠纷,这公文就可以无限期地被扣押住,不办也不回复,一拖几十年的也有。
张居正说:&ldo;各衙门批复需要办理的奏章,天天都有。然而公文虽勤,而实效极少。&rdo;以言官的工作而论,&ldo;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邮(通过驿站)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rdo;。言官提议的新办法以文件形式发下去,是否好用,就无人过问了。就算是皇帝下旨催问效果,答复也仅仅是&ldo;正在采取有力措施&rdo;‐‐让你皇上的文件也成一纸空文。
因此,在明朝,&ldo;一令之出,随则废弛&rdo;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国家,就这样成了一架奇怪的机器。六部忙忙碌碌,公文雪片般往来,却没做一件实事。光见机器转动,不见产品出来。国家费尽心机征税,百姓如牛负重纳税,就供着这几万官员&ldo;过家家玩&rdo;。
这是一个纸糊的国家。无怪一个仅有10万骑兵的蒙古部落,就能把拥有270万常备军的大帝国打得鼻青脸肿。是船不坚炮不利吗?是大明的科技落后吗?是将士的勇气不如人吗?
只要想想,二万多文官、十万多武官、五万多吏员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有空了往公文上写写&ldo;正在采取措施&rdo;‐‐我们还指望能够战胜谁?
嘉靖年间,这种惰政愈演愈烈。有的衙门有了官缺也隐瞒不报,等有了合适的亲戚朋友再来顶上。有的官员到京接受考核,不先到吏部报道,而是去钻营门路,趟好了路子再说。有的官员对任命不满意,就称病不领文书,直至任命作废,再去活动好的职务。
张居正对此忍无可忍,于万历元年,推出了著名的&ldo;考成法&rdo;。考成,就是考核成绩,做了还是没做,必须查得一清二楚。
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必须将所有往来公文登记造册,每月底注销一次(检查是否办完)。除了例行公事、不必考察的之外(比方贺岁奏章等),其他凡是需要查询、互商、回报、督促检查的公文,都要另外造登记册一式二份,一份送六科备查,一份送内阁备案。六科根据这个登记册逐一检查,到下个月底陆续完销(落实办结)。这样,就能确保绝大部分事情不会拖过两个月再办完。然后,每半年再汇总核查一次,如有拖延没办完的,要开列清单报给内阁,并下文件到部追查,部里要讲明原因。第二年的每个季度,六科都要再对上一年没办完的事清查一遍,直到查明完销为止。
各省如果有拖延办事的官员,由部院举报;部院注销不实的,由六科举报;六科有隐瞒的,由内阁举报。所有的公务,只要逾期未完,负有责任的官员名单都将上报给内阁,由内阁拟旨查问。无正当理由而不办的,要给以惩罚。
这就是&ldo;声必中实,事可责成&rdo;‐‐说办就必须来实的,事情才能办得成。
形成如此一个层层监督的网络,内阁对下面的办事效率和进展情况,就心中有数了。六科也有了正经事干,没功夫去胡说八道了。
这个办法,看起来没什么神奇,不过是把一个鸡蛋竖了起来。
但是,堂堂大明朝200年,谁也没想起这个鸡蛋其实是可以竖起来的。
即使是聪明盖世的朱老皇帝,也只是制定了一套要求公文备案的制度,也没想起来要制定相应的落实制度。
朱老皇帝白当了一回农民,他居然会不明白,驴子不抽它是不走的!
考成法出来后,兵部率先执行,其他的部院纷纷跟上,效果奇佳。万历三年正月,凤阳、广东、浙江三地的巡抚因上年未办结事而被罚俸三个月,全国官员震动。万历四年,地方抚按中有63人未完成134事,为此,郭思极等人因未完成11事以上而被夺俸。万历五年十一月,户部员外郎贾实等48人因渎职而被勒令致仕。万历六年,共查上年应办的137件事,有76人被查出逾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