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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我已能收集的出版的或未出版的著作共有1．2万页：全部出版是不可能的；如限于只出一本则令人十分遗憾。于是，我便着手以叙事作品的形式将这些见证归纳综合。《英国人的看法》与《传教士的观点》至少将摘录发表在两本附带的集子中。中国人的见解

我还缺少中国人的见解。在1928至1929年间，中国档案馆编了一份印数有限的简报。《掌故丛编》里面确实发表了若干有关这个使团的诏书，以前只是从英国的资料中才能读到这些文件。但是，我认为天朝的官僚政权不可能不就这个史无前例的使团频繁通信。

1980年，我要求北京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帮助。他曾经校对过《法国病》的中译本，他答应指导他的一名学生在内廷档案中去寻找有关英国使团的朝廷书信和官员的回忆录。

在此期间，即1981、1984、1986、1987和1988年，我对使团途经之处作了分段旅行：澳门，舟山群岛和宁波港，北直隶湾，天津，北京，在鞑靼地区直到热河（承德），从北京到广州的内陆旅行，途经苏州和杭州，再回到澳门。我有幸由侯仁之教授伴同作了热河之行，他是北京大学发掘清朝文物的专家。他熟知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曾经居住过的，或者是他们在北京、京郊或去鞑靼的路上可能见到的幸存的或已不复存在的建筑。在热河，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来确定&ot;避暑山庄&ot;中使团下榻处周围的形形色色的建筑物。

1987年，在我的第七次旅行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我--一件对研究人员来说再高兴不过的事。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朱雍花了一年多时间在挑选堆积在紫禁城地下室里的文件。他收集的数量有420页之多，均用天朝官员的简洁语言工整地抄成。我就一头扎进这批珍贵的材料中去了。用墨写在许多卷宣纸上的一部分是朝廷文书--皇帝的亲笔诏书，或是以他的名义由总理大臣或五位大学士之一签署的谕旨；还有职位最高的官员直接写给皇帝的奏折。所有这些规格统一的文件都像手风琴似的折着。批注均为朱红色：这是皇帝亲笔写的批示，他每天用好几个小时批阅这些文书。纸张看来完好如新。简直可以说这些原件是在头天写的--并用熨斗熨去了皱痕。

他们将文书原件的缩微胶卷复制版交给我时就像一位教士给我圣体一样小心翼翼，并向我指出从未有人收集到如此数量的宫内文书。&ot;您优先得到这些文书的复制本表明，1978年12月召开的三中全会通过的开放政策已扩展到档案领域。&ot;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部门：它们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这批没有先例的天朝文书即将公诸于世。人们在本书中会见到若干有意义的片断。例如读者将会惊奇地发现&ot;彩虹勇士&ot;号事件在两个世纪前已经预先发生；您将了解到英国人曾向中国建议军事结盟反对法国。这些书信敲响了危险来临的警钟。我们看到庞大的组织开始制造抗体以便驱除敢于进入它内部的外来物体。

我在1988年进行了第八次旅行，这次又是双喜临门：收到了有关阿美士德使团的全部宫内文书；尤其是发现朱雍根据1979年历史性的抉择重新看待历史，他的论文对乾隆的政策作了非常严厉的评价--闭关自守及拒绝现代化。沿途有30架摄影机

斯汤达把小说看成是&ot;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ot;。读者下面读到的这个故事则是由一套30多面镜子，或确切地说是由30多架摄影机制作成的，它们被安放在书中某些人物的肩上，或被藏在使团路经的途中。我仅限于整理和核实这些见证。通常我只是让他们自己说。这些观点各式各样，以至两个世纪以后，我们能够首先勾勒出当时在场的人尚不清楚--当不是他们蓄意把事情真相弄得模糊不清时--的事情真相；我们还要把历史上这次不成功的约会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揭露于世。

为什么中国直到16和17世纪仍能以大量的发明和讲究文明领先于西欧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而到19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某些国家又是如何&ot;觉醒&ot;的，而其他国家--或者就是那些醒了又睡了回去的国家--为什么，又是如何&ot;沉睡不醒&ot;的？中国昔日的命运会不会有一天成为我们的命运呢？

在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彼得大帝想让俄国不惜代价去仿效西方。乾隆的祖父康熙--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的同代人--也隐约感到过这种需要。而在马戛尔尼使命失败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明治天皇更是强烈地感到日本也有这种需要。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起飞了，而他们文化的故乡的文明之火却被自己的灰烬压着正在熄灭。不论从地理角度还是从历史角度来看都处于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间的乾隆皇帝为什么轻蔑地拒绝外国人向他提供的帮助呢？

交流是否会消除我们自身的特性呢？是否会导致种族和文化上的混杂，从而在可口可乐和胶姆糖的文明世界中产生眼睛稍带蒙古褶的、淡咖啡色皮肤的混血儿呢？这种单一化难道是面对必然导致闭关自守、社会动荡与完整主义的民族主义再次盛行能作的唯一选择吗？我们的儿孙们能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忠于自我和对人开放之间作出一种和谐的综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