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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6章（第1页）

1938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杨奠坤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一进屋就倒在床上，闭上双眼，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他刚从伊万诺夫那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苏军总参情报部部长、卓越的反间谍专家扬&iddot;卡尔洛维奇&iddot;别尔津被秘密处决了。

杨奠坤怎么也搞不明白，一个忠诚的苏维埃战士，红色政权的保卫者，怎么一下子会成为&ldo;人民的敌人&rdo;？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可信赖的上级，同时，也为苏维埃政权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这时，杨奠坤才明白，为什么&ldo;戈比旦计划&rdo;迟迟没有实施。随着别尔津的被捕，一个规模庞大的侦察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万诺夫约杨奠坤来到外白渡桥，他们一起眺望黄浦江的一幢漂亮的尖顶四层大楼。那是苏联驻上海总领馆。

&ldo;瓦尔德尔，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rdo;伊万诺夫非常伤感地说。

&ldo;你是要回国吗？&rdo;杨奠坤轻松地说，&ldo;我恭喜你，你已很久没回到祖国了。&rdo;

&ldo;可我爱这个国家，爱这里的人民，&rdo;伊万诺夫动情地说，&ldo;这里有我的事业，我的战友。&rdo;

&ldo;你随时都可以回来么。&rdo;杨奠坤安慰道。

&ldo;可能我不会再回来了。&rdo;伊万诺夫沉重地说。

&ldo;为什么？是因为别尔津同志的事吗？&rdo;杨奠坤惊讶地问。

伊万诺夫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才说：&ldo;还有另一个原因。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关闭了，后天我将和总领事鲍&iddot;米&iddot;西曼斯基回国。&rdo;

杨奠坤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定了定神他又问：&ldo;那么谁来领导我们呢？&rdo;

&ldo;你的新领导人会来找你的。&rdo;伊万诺夫掏出一张旧美元递给他，&ldo;记住，他叫乔琪。&rdo;

8月的一天，苏军总参情报部派来了新领导人乔琪，他是以美国一家公司经理的身份来到上海的。在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馆，他和杨奠坤见了面。

乔琪面色阴沉，从无笑容，说话生硬，跟伊万诺夫简直是鲜明的对比。

乔琪严肃地对杨奠坤说：&ldo;世界形势发生了新变化，中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停止一切暴力行动，致力于搞静态情报。你与以前的上级和同志们联系的联络点和通信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规定在外面接头。如果连续三天接不上头，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规定的时间地点接头；仍接不上，就说明是对方出了问题，要立即切掉联系；如果失掉联系，到备用地点，在墙上或电线杆上写1+15+8，即1月15日8时，即可联系。&rdo;

杨奠坤觉得，乔琪这个人有一套，是个富有智慧的间谍。但钦佩之余，又多少有一些敬而远之的感觉。

1939年，欧洲战局突变。9月1日，德国军队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等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0日，德军占领波兰全境。一时欧洲陷入恐慌之中。

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江南指挥部，一部分兵力在扬州、泰州、天长、六合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宁沪线从此不再太平。

此刻，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诱降阴谋也没有得逞，它的陆军主力陷于中国战场难以机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计划受挫。

一天，乔琪在法国公园内向杨奠坤下达任务，让他独自一人作为信使去香港，取回东京苏军谍报员送来的&ldo;十万火急&rdo;的情报。

杨奠坤打点行装，乘海轮从黄浦港出发，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到达香港。

在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一幢洋楼里，杨奠坤见到了从东京来的情报员安娜&iddot;克里斯蒂安森&iddot;克劳森。她是佐尔格领导的&ldo;拉姆扎&rdo;小组交通员，马克斯&iddot;克劳森的妻子。

安娜和杨奠坤互通暗号后，打开旅行箱，将一捆金属棒交给杨奠坤。

安娜郑重地说：&ldo;瓦尔德尔同志，这些金属棒都是空心的，里面总共装有30卷胶卷，上面记录着日本、德国的最新军事情报。你一定要将其保存好，送到乔琪同志的手中。&rdo;

杨奠坤用手掂了掂五根金属棒，看不出什么破绽，他问：&ldo;安娜同志，如果敌人问我带它是干什么用的，我将怎么说呢？&rdo;

&ldo;这个我们想到了，&rdo;安娜掏出一份写满德文的证明书说，&ldo;你带上它，上面有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印章，证明金属棒是一种工业用探测棒。你就是上海办事处的中国雇员。&rdo;

杨奠坤乘一艘日本&ldo;海云&rdo;号客轮返回上海。不知怎么搞的，这艘客轮竟泊在了很小的怡和码头。凭直觉，杨奠坤预感到出事了。果然，从码头窜上一大批日伪警察、宪兵。

一名警察命令杨奠坤打开皮箱检查，当看到金属棒时，杨奠坤拿出证明文件向他解释。这时，一名宪兵曹长走过来，伪警察将文件递给他看，宪兵曹长看不懂，命令将杨奠坤先带到码头警察值班室再说。

杨奠坤拎着皮箱，跟着日伪宪警来到值班室。那个日本宪兵曹长很认真，拨通了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电话，核实情况。一小时后，一个自称是领事馆秘书彼肖夫的德国人来到值班室，看了看文件，表示没问题。然后，彼肖夫便用德语和杨奠坤谈了起来。幸亏，莫斯科的情报学校校长缪勒尔是德国人，杨奠坤学会些简单的德语。便和他应付起来。彼肖夫很热情，亲自将他带出值班室，并一再要求送他回去。杨奠坤婉言谢绝了他，不过表示，改日一定登门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