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况我为了替他们守秘密,一到案就说了不少谎话,没想到他们这些英雄好汉却早就招
供了,情治人员当然更相信他们了。
谢聪敏在牢中神通广大,他居然托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带出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
五日登在《纽约时报》上。其中提到在国民党“疯狂的刑求”下,“我只好采取较缓和的态
度,答应他们接受某些反蒋活动的控诉,包括爆炸美国商业银行的伪诉。并承认李敖先生,
台湾非常杰出的学者并是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台湾独立运动的委员(事实上我根本不晓得有
关委员之事)。”这封信披露后,国民党大为难堪,遂把谢聪敏钉上脚镣,一个人关在又阴
又潮的小黑房里,放封时,只许他一个人散步,不准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
伤害。我在牢房里,攀上铁窗,遥望他吃力地带着脚镣,用一根撕破内裤编结起来的细绳,
吊住铁链,双手提着,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弯的、背是驼的、整个监狱的气压是低的,十分
钟过后,班长吆喝一声“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
那是一幕动人的背影,我永难忘记。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台北市博
爱路警备总部保安处;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段期间,
一直关在景美秀朗桥下军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
日,这段期间,一直关在土城“仁爱教育实验所”(“仁爱庄”)。“仁爱教育实验所”原
名“生产教育实验所”,地点设在台北县土城乡仁爱路二十三号,是把政治犯洗脑的大本
营,名之为感训,其实“仁爱”而能“实验”,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训的岁月里,谢聪
敏和我被关在同一问房里,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脑。洗脑是完
全失败的,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都没有改变。如果有所改变,那是变得更顽强。出狱以
后,谢聪敏远走高飞,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动;而我呢,守死不去,在台湾继续依然故
我,只是多写了一百多本书掉头给官方洗脑,以为回敬。告诉他们:你们关错了人,我不是
台独分子,你们却把我当成台独分子来关。好吧,就让你们付点代价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后,谢聪敏和我分别出狱,我对谢聪敏的看法是:把我咬进台独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