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时,有天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说是右派分子马上要平反了。因为他的外祖父也是右派分子,而他姨父在北京工作,早先一步听到了消息。我当时在学校寄宿,连忙偷偷写了封信,托低年级的同学带回家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好像说了些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之类的话。
周末我回家,远远的就见爸爸依门而立,望着我微笑。等我走到爸爸身边,他也没对我多说,只是摸着我的头顶,满面笑容。
从那以后,爸爸给我的印象不再是那张黑脸。爸爸很快恢复了工作。可是,爸爸也很快老了,毕竟他白白地耗费了二十一年的生命!
不久前,一位朋友见了我爸爸,很是惊讶,说他老人家那双耳朵,大得出奇,就像如来佛,平生只在南岳见过。爸爸听说自己有佛缘,慡朗大笑起来。
妈妈
我记不得那是什么季节,炎热还是寒冷。其实那年月,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同今天一样,过一天同过一年没什么区别。那天,妈妈扛了一条高高的长凳,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去大队部开会。大队部就是王家宗祠,有戏台、看台和天井。妈妈把凳子摆在天井最前面,我们娘儿几个并排坐着,很显眼。一会儿,二十几个男男女女低着头,被人吆喝着,从祠堂外面进来,站在我们面前。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爸爸,头埋得很低,双手笔直地垂着。我怯生生地望望妈妈,却见妈妈并不看爸爸,似乎漠然地昂着头,望着戏台。戏台是大会的主席台,好些人在上面来来回回跑,忙得不可开交。
戏台上面的人来回跑得差不多了,就见几个人在台后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整个祠堂立即鸦雀无声。突然,有人走到台前,厉声叫道:把右派分子带上台来!只见台下两个男子冲向我爸爸,抓住我爸爸的双手,往后使劲儿一扭。我爸爸的头被压得更低了,腰弯成了虾米。两个男子扭着我爸爸,飞快地往戏台上推。木板楼梯很陡,我很担心爸爸的脚没那么快,会被折断。转眼间,爸爸就被揪到了戏台中间站着。人未站稳,爸爸又被他们踢了一脚,应声跪在地上。这时又有人飞跑着递了棕绳子来,爸爸便被五花大绑起来。这边两个人在忙着捆绑我爸爸,另一个人就在一旁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台下的人便齐声响应。妈妈也同人们一道振臂高呼。我们兄妹几个也举手高呼口号,这是妈妈早就交待过的。我后来一直记得,捆绑我爸爸的是一根新棕绳,僵硬而粗糙,能将手腕捆出深深的血痕。批斗会正式开始。有人拿着一叠稿子,历数我爸爸的累累罪行。批斗间会儿又让愤怒的打倒声冲断。却见戏台后面坐着的一个男子,戴着眼镜,总是站起来,指着我爸爸叫喊,说右派分子,您要老老实实向群众认罪。突然,妈妈站了起来,冲着那戴眼镜的人喊道:您是右派分子的老同事,最清楚他的罪行。您干脆等别人批斗完了,再上来揭发,别影响了会议秩序!那人望了我妈妈一眼,悻悻然坐下来,再也不叫喊了。妈妈说完,悄悄离开了会场。
过会儿,妈妈提着个竹篓子回来了,径直上了戏台。全场人目瞪口呆,不知我妈妈要干什么。妈妈往爸爸身边一站,指着爸爸厉声斥道:右派分子你听着!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饭也不肯吃,想自决于人民?你先老老实实吃了饭,再来老老实实认罪!妈妈说着,就揭开竹篓,端了一碗饭出来。
谁敢违背毛主席指示?马上有人上来替爸爸松了绑。于是台上台下几百号人眼睁睁望着我爸爸吃饭。我猜想这种场面哪里也看不到,尽管当时的中国如此荒唐。台上有人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妈妈明明听见有人在一旁叽哩咕噜,却有意高声喊道:你慢点吃,别噎死了!碗底还埋着两个荷包蛋哩!
爸爸吃完了饭,嘴巴一揩,双手往后一背,任人绑了。批斗会继续开始。
我们长大以后,听妈妈说起,才知道那是爸爸第一次上台挨批斗。头天晚上,爸爸通宵没睡。爸爸是个倔汉子,受不了这种气,只想一死了之。妈妈劝爸爸,你只大胆往台上站,我带着你的儿女们就坐在台下,看哪个敢吃了你!
那些苦难的日子,如今都成了妈妈的笑谈。妈妈说,我为什么要专门搬一张高凳子坐在前面?除了让你爸爸看见我们,还要让两种人看见。有人关心我们,担心我今天不知躲到哪里哭去了。我要让这些好心人放心,我在这里坐着,没事!也有人眼亮了,我就想让他们知道,我没那么容易就垮了。妈妈还说,你爸爸那碗底哪里埋着两个荷包蛋,我是有意气气他们的。那年月,鸡蛋金贵啊!
我们村地主富农倒是不少,右派分子只有我爸爸一个,就显得特稀罕似的,于是,只要开群众大会,爸爸必然得上台挨斗。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带我们兄弟姐妹一道去参加过批斗会,她自己却每次都坐在最显眼的地方,望着我爸爸。等批斗会一完,妈妈就上台扶着爸爸回家。边走还边说,快跟我回去吃餐饱饭,你千万莫饿死,要留着好身体,要不下次开会,群众就没有右派斗了。
往日的辛酸,现在妈妈说起来总是充满了幽默。有回大队开会,统一开餐。有一席早就坐下几个人了,见我妈妈去了,他们连忙起身走开,说是不同右派家属一起吃。我妈妈哈哈大笑起来,说今天我真有福气,一个人吃一席。说完端起碗就开吃。那些人见我妈妈反而捡了便宜,又不甘心,马上跑了回来,气鼓鼓地吃了起来。妈妈慢条斯理地吃完饭,然后又说,我今天本来可以一个人吃一席的!那些人气得脸色发青,我妈妈却没事似的,一抹嘴巴,走了。
还有一次,大队安排贫下中农子弟学雷锋,黑五类子弟摘油桐籽。妈妈就找到县里驻队工作组的干部问我们兄弟姐妹算什么子弟。干部说是算黑五类子弟。妈妈便同那干部论理,说我子女爸爸是右派,妈妈可是贫下中农呀,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是黑五类,如果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是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不就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干部就说,那你让子女一边去一个吧。于是,妈妈就让大姐去做黑五类,让哥哥去做红苗子。大姐不肯去,妈妈就说,你是老大,去做黑五类没人敢欺负。说不定,你今天还会当官儿哩。果然,晚上姐姐回来说,他们让她当小组长。妈妈笑道,我说你要当官嘛,那会儿我和二姐、弟弟都还小,红也好黑也好都轮不到我们去。
这样的日子,妈妈撑过了二十一个春秋。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一年?
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妈妈的书。写我妈妈,用不着半点儿虚构。
奶奶
小时候,奶奶带着我和二姐睡。我睡奶奶这一头,二姐睡另一头。每次上床后,我同二姐总闷在被窝里蹬来蹬去。本来都是我先惹事,可每次挨骂的却是二姐。那是架睡过几代人的老床,垫着厚厚的稻糙,柔软而暖和。蚊帐满是补丁,早被黑烟熏成了甘糙色。记得有个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后,抖了抖棉衣,听得叮当一响,像是硬币的声音。我再一抖棉衣,又听到了叮当声。原来,蚊帐上有个破了的大补丁,里面装满了硬币。我猜那些钱是二姐平时慢慢储起来的,便偷了她的。二姐过后发现钱没有了,呜呜哭了起来,我却死不认账。那天奶奶任二姐怎么哭,也不骂她,只是抿着嘴儿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