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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1页）

如果说此墓确为宋代陪葬大臣所建，也有一些问题弄不清楚。巩县的包公墓离宋仁宗的永昭陵远，而离宋真宗的永定陵近，有的史书说是&ldo;陪葬真宗陵&rdo;。但是，包公的全部政治活动却都在宋仁宗时代，为什么要他陪葬宋真宗呢？这基本违反了中国帝陵中大臣陪葬的一般规则。于是有学者推测，包公墓中埋葬的，可能是另一位陪葬真宗的大臣，由于年月长久，原大臣的名字被遗忘了，就附会于包拯。也有学者指出，包拯死于开封，到最后定葬，中间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漫长时间，猜想可能当时要求陪葬帝陵而安放于巩县一段日子，最终仍迁葬合肥，但在巩县留下一个衣冠冢。人们出于对包拯的敬意，不忍心废弃，并进一步修缮，使之符合包公的身份，从而使包公出现两个墓，并让人真假难辨。

巩县包公墓的真相究竟如何？只有等待考古的实地发掘，才能给我们一个确实的答案。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连列宁也盛赞王安石是&ldo;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rdo;。然而其变法的社会作用到底如何？是对人民有利的进步事业，还是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倒退？其从变法当时直到今天，非但没有定论，且有关学者的评价，往往大相径庭，或全面肯定，或基本否定。问题是这些迥然不同的观点都能毫不费力地找到足够的证据，洋洋洒洒地写成论着，让人看后无所适从，真可谓中国古代社会重大事件中一直无法猜透的谜。

宋神宗刚即位，就有大臣向他奏报：仁宗朝宋夏战争以来，徵调财力，动用国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其实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ldo;三冗&rdo;：冗官、冗兵、冗费。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不断扩大的军队，还有就是每年必须向辽、夏支付的岁币。庆历之后，每年的财政赤字在三百万贯左右，到治平年间，扩大到一千五百余万贯。王安石当年在度支判官任上，就向仁宗上过要进行变法的万言书，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王安石在做地方官的日子里，其名声得到不断提升，天下舆论大有&ldo;安石不起，奈百姓何&rdo;的企盼。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相），希望他能重新调整国家有关的统治政策，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辅佐自己完成富国强兵的伟业。很快，朝廷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主持变法的机构，由王安石领导，筹划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法规和政策，揭开了这场变法的大幕。然而随着变法的扩大和深入，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日趋激烈，新旧党派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有关新法的社会作用到底如何，各种意见众说纷纭。以下就一些重要新法的内容和人们的不同评估，略作介绍。

一是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颁行。目的在调整各地物资的供求关系，避免不必要的发运以节省国家开支，减少&ldo;支移&rdo;、&ldo;折变&rdo;诸税种以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物货价格和打击不法商贩。具体办法是：朝廷拨出一定数量的钱粮作为发运司周转经费，发运司则根据各地物资的实际情况，按&ldo;徙贵就贱，用近易远&rdo;的原则，机动购办相关物资。

肯定派认为，此法改变了各地物资供求关系紊乱的局面，节省了发运司的大量运费，减少了运输中物资的损耗，并相对减轻了农民&ldo;折变&rdo;税种的负担，平稳物价的同时也限制了大商人的投机操作。此后，楚、泗等州仓库经常储积的粮米不下数千万石，每年运到京城的粮食亦有六百多万石，使京城物资供应得到满足。

否定派认为，这一新法对官府发运司的工作可能会有所改善，但对人民&ldo;支移&rdo;、&ldo;折变&rdo;诸税种负担是否有所减轻，则很难说清楚，有时甚至还会加重。如在颁布该法一年后，朝廷按照王安石等人的建议，要求将东南三分之一的漕运米，约二百万石米变易为二百万缗钱，并下令发运司在诸路米贵处折变为钱，这自然加重了有关地区民户的&ldo;折变&rdo;负担，并造成当地&ldo;钱荒&rdo;，使得米价一路飙升，如江南西路去年米价每斗约四十五文，今年却增至九十文以上，人民的负担显然增加一倍以上。它到底给国家节省了多少乱运物资的开支？为农民减轻了多少负担？恐怕效果甚微，所以均输法在实行两年后就无声无息地匿迹了。

二是青苗法，也称常平法，熙宁二年九月颁行。目的在缓和佃农或自耕农在青黄不接和天灾人祸之时遭受高利贷盘剥后的贫困化趋势，抑制豪民的高利贷经营。具体办法是：由官府将地方常平仓中的钱粮贷给贫困农户，秋收后连本带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息随同二税一起缴还。因为官府仓库中也有各种损耗，所以需收取二分至三分的利息。由于是一年二次贷款，所以实际收取的利息率达四分至六分。同时规定&ldo;不愿请者，不得抑配&rdo;。然而事实上，各地在执行此法时，大都按户等高低强行抑配借贷数额。

肯定派认为，此法压制了豪民高利贷的盘剥，尤其是在灾年，减少了农民贫困破产而被豪强兼并的情况，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青苗钱的抑配，主要是针对乡村上户，其使豪强兼并之家也付出一定的利息，而对乡村下户为害甚小。年息为百分之四十的青苗钱，比之百分之一百到三百的民间高利贷，是相对较低的，一般农民愿意借贷，所以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青苗法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官府也由此获得一定的利息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