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主教马丁(art)于649年7月5日在未得到总督同意的情况下就担任了罗马主教,他于同年10月在拉特兰宫的圣救世主教堂举行了大规模的宗教会议。出席会议的105名主教大多数来自罗马教区各地小教区,但是这次宗教会议从神学上看完全处于希腊教会的影响,因为整个会议进程是仿效拜占廷宗教会议的程序。[78]拉特兰宗教会议谴责《信仰模式法令》和《基督一志论法令》,但是出于政治目的,它没有将把对这些法令的指责指向帝国政府,而是指向了大教长塞尔吉乌斯和保罗(paul),与他们两人一同被开除教籍的还有皮尔胡斯。罗马主教还向所有基督教教会的主教和教士发出了牧歌式的信件,皇帝则收到了一封精心修改的信件,附有会议备忘录的希腊文翻译本。
马丁晋升为罗马主教的方式本身就足以引起君士坦斯二世迅速行使其皇帝权力进行干预。他首先派遣拉文那总督奥林皮乌斯(olypi)前往罗马逮捕尚未得到皇帝认可的马丁,并打算强行要求所有意大利主教都在《信仰模式法令》上签字。奥林皮乌斯在拉特兰会议结束时来到罗马,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要在罗马当时的环境中执行皇帝的命令是何等困难。他没有执行皇帝的命令,相反却设法利用罗马人强烈反对君士坦丁堡的情绪,以使罗马脱离帝国,便于自己控制意大利。这样,在意大利如同在北非一样,政府的基督教政策只是促使忠实的总督转而反对中央权力。篡位者率所部渡海到西西里岛,拜占廷政府对他无计可施,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皇帝完全忙于应付东部穆雅维亚对拜占廷人的第一次海上军事行动。由于奥林皮乌斯于652年去世,反叛也自然平息。
对罗马主教马丁的清算是一年以后进行的。后任总督亲率军队于653年6月15日到达罗马,逮捕了重病在身的罗马主教,并乘夜晚将他从反叛的城市押送君士坦丁堡。12月底,马丁被押解到元老院受审。审判带有明显的政治特点。对他的指控是最严重的叛国罪,因为他被指责支持了奥林皮乌斯的反叛,这可能有一定的司法根据。在这个严重罪行面前,其宗教问题退而成为次要问题,罗马主教极力打算把审判引向《信仰模式法令》的讨论,但是被审判他的法官轻蔑地搁置一旁。其有罪判决最初是处死刑,但是皇帝本人亲自到庭主持判决,这个有病的老人被公开判处流放,最终被囚禁在遥远的车绳,在遭受了饥饿和贫穷痛苦的折磨后,他于656年4月病逝。[79]判决马丁不久以后,马克西姆斯也作为罪犯被从意大利引渡到君士坦丁堡,他也是在元老院接94受的审判。鉴于马丁被判决为与奥林皮乌斯共同谋反,法庭指控马克西姆斯支持叛乱的北非总督格里高利,特别是指控他拒绝承认皇帝颁布的《信仰模式法令》。经过少许审判工作,马丁的宗教犯罪被忽略不计,但是,马克西姆斯却是持正统信仰的希腊信徒的真正的精神领袖,因此政府尽最大的可能希望他放弃其信仰。然而,政府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尽管在许多年里,马克西姆斯从一处被流放到另一处,并遭受严重的病痛折磨。其最后的流放地是拉兹卡要塞(今穆里附近),[80]他于662年8月13日在此去世,享年80岁。
教义争论对教会政策,特别是对反对教会服从皇帝权力的宗教斗争具有重要影响。马克西姆斯提出了原则性意见,认为皇帝作为世俗君主无权对信仰问题说三道四,信仰问题只能由教会来考虑。[81]这种意见并无新意,早在拜占廷历史初期,教会教父们就已经提出同样的意见。但是,没有任何教会人士像马克西姆斯那样以如此敏捷清晰的思想为教会的自由而斗争。他可以说是第一位真正的中世纪拜占廷教会教父。正是他使教会中采用伪迪奥尼索斯(pseudo-dionysi)的神秘说教合法化,也是他把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引入古代世界残留的思想观念中。在皇帝君士坦斯二世和马克西姆斯的人格中,有两个相互对立的世界。尽管马克西姆斯不得不服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为之战斗的思想却在以后几个世纪的宗教斗争中长存。
君士坦斯二世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统治了20年后,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决定离开君士坦丁堡,将其行宫迁移到西部去。这并不意味着他将放弃帝国东部领土,只要东部的战争没有结束他就会坚守岗位,只有当真正的危机结束了他才离开拜占廷首都。这种向西迁都的活动只是反映出拜占廷帝国蕴藏在西部领土上的东西像帝国蕴藏在东部领土上的东西一样重要。如果将君士坦斯二世西迁活动与早先莫里斯和伊拉克略的计划(参见第59页和第78页)相比较,帝国政策的连贯性是明显的,当时拜占廷人显然并没有把他们自己限制在东部这样的意识,也没有形成集中其资源于东方会对西方不利的认识,这样的想法出现在几个世纪以后。
最终促使皇帝下定到西方去决心的原因只能从史料中去找,分析出其到西方去的真正动机。由于君士坦斯二世的基督教教会政策和无情迫害马丁和马克西姆斯,他已经失去了其正统派拜占廷臣民的支持。不仅如此,他于660年强迫其兄弟塞奥多西(theodosi)接受神品成为教士,而后将其杀害。君士坦斯二世宣称,他犯有叛上的大罪,实际情况是,按照当时的习俗,皇帝的兄弟拥有被任命为共治皇帝的权利,君士坦斯二世却不能容忍出现对其皇帝权利有如此挑战的想法。这种情况在伊拉克略几个儿子身上和在君士坦斯二世自己的儿子身上都出现过。他与其兄弟塞奥多西之间发生冲突最直接的原因是,654年复活节,他为其长子君士坦丁(五世)加冕为共治皇帝,659年又为其另外两个儿子伊拉克略和提比略加冕为共治皇帝,因而一再忽略了塞奥多西的权益。这场冲突以其兄弟被杀结束,但是却在拜占廷人中招致了极大的不满和怨恨,皇帝发现自己深陷于民众的仇视中,他们把他称为另一个该隐(《圣经》人物,亚当之子,以杀弟著称‐‐译者)。[82]君士坦斯二世与其首都民众间的这场争执可能更加强了他离开君士坦丁堡的决心,可以肯定,这个事件一定使他的离开看起来像是与旧首都的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