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达活佛兴奋异常,立即着手准备起程。行前准备工作很多,最重要的是要使格达尽可能多了解一些党的有关方针政策,特别是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以便正确地、有针对性地向西藏当局进行宣传解释。为此,我和天宝同志在他出发前一周便同往白利寺住下。这时,西南局发来了经中央批准的包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及达赖喇嘛的地位职权不变、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等内容的十项政策,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谈的基本条件,我们便逐条为他讲解,并回答他提出的问题。主讲是天宝同志。他是经党长期培养的一位优秀的民族干部,既有在民族地区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的政治理论修养,同格达交谈又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可以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准确生动的阐述。我们还共同研究了应付各种情况的方案。我和天宝同志总觉得格达此行风险不小,他不但要和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周旋,还须提防帝国主义势力的暗算,要处处多加戒备。而格达则比较乐观,他认为西藏回归祖国是民心所向,何况我军现已陈兵金沙江畔,西藏当局如敢顽抗,无异以卵击石,他在这种有利形势下入藏,估计西藏当局对他不敢轻举妄动。白利寺经济收入不多,格达活佛平时生活清苦。我们想资助他一些银元,供途中使用,但他坚决不收;我们建议再带几支卡宾枪,以防散匪袭扰,他同意了。
格达活佛平素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因而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他将进藏的消息传出后,许多群众深表关切。我们在白利寺停留期间,天天都有几十上百群众来到寺内,在院子里载歌载舞,祝福格达活佛此行吉祥如意。7月10日,格达活佛和他的几名随从起程,当地群众都来送行。许多人失声痛哭,好似他们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不幸。格达活佛上马后,有些年长的群众还跟在后面,手里摇着转经筒子,嘴里高声为他祝福。此情此景,感人肺腑。我和天宝同志一起上马,与格达并辔而行,我们又一次次叮嘱他务必多加小心。他频频点头,要我们不必过虑。走了一程,格达活佛下马,不让我们再往前送了,彼此依依不舍地道别。
格达活佛走后,我们天天计算他的行程,等候他的佳音。大约是9月中旬的一天,忽然所说有两名昌都来人要向我和天宝同志报告格达活佛的消息。我们不知道是祸是福,立刻接见。来人一见到我们便嚎啕大哭,然后哽咽地向我们报告:格达活佛已在昌都遇害身亡!经询问,这二人并不是格达活佛的随员,而是从甘孜去昌都的香客,是格达活佛的信徒。他们是受格达活佛的管家热勒之托回来向我们报信的。他们虽然无法向我们说明格达活佛遇害的详细情形,但格达活佛已死则是确定无疑的了。据以后了解,格达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格达活佛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向他们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宣扬我军进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如何爱护帮助藏族群众。格达活佛的活动遭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忌恨。西藏地方政府对昌都&ldo;边使总署&rdo;作了三条指示:一是不准格达继续西进,二是不准东返甘孜,三是不准在昌都自由行动。格达要求发报与拉萨直接联系,因电台为英国人福特所控制而无法实现。8月22日,格达活佛被害身亡,遗体被焚毁,随员均被押往拉萨。热勒就是在押离昌都前偷偷找到两名格达活佛的信徒,托他们赶回甘孜报信的。格达活佛遇害的噩耗令我和天宝同志无比悲痛。先遣支队旅全体官兵也无不义愤填膺,誓为格达活佛报仇。
格达活佛被害事件,是西藏地方当局坚持分裂祖国反动立场的一次大暴露。为了阻止我军进藏,他们费尽心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拙劣表演。在国际上,他们在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支持怂恿下,继续制造&ldo;西藏独立&rdo;的舆论。对于中央发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他们采取了两面应付的手法:一方面,不公开拒绝谈判,于2月间派出一个和谈代表团,但却绕道印度,于4月初抵达.加尔各答后,即长期滞留印度,虽经我驻印度使馆一再催促,却始终不去北京谈判,暗中则与帝国主义势力紧密勾结,企图拖延时日,坐观时局变化;另一方面,则加紧扩军备战,将藏军由原来的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代本,并将其大部及征调的部分士兵共约8000人,部署于昌都及其周围地区,妄图凭金沙江之险,阻我军于江东。
西藏当局不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央谈判,却企图与我先遣部队建立某种&ldo;对话&rdo;关系,借此摸我们的底。6月8日,我和天宝同志收到昌都总督、噶伦拉鲁&iddot;次旺多吉送来的一信:
甘孜解放军师长、委员鉴:
遥闻二公已莅甘孜执行新政,实感庆慰。中藏情感仍应继续增进,彼此边疆尤须照旧维持和平。并望回示,藉作准则,是所至盼,顺颂祺祉。
西藏边使、噶伦拉鲁
藏历铁虎年4月9日
信写得文绉绉的,语气似也&ldo;客气&rdo;。可是他的&ldo;原则&rdo;立场却毫不含糊:把中央同西藏地方的关系称为&ldo;中藏关系&rdo;,把金沙江作为&ldo;彼此边疆&rdo;,自称&ldo;西藏边使&rdo;,完全是两国之间办外交的口气,看了令人又生气又好笑。我对天宝同志说:&ldo;这家伙明日张胆地闹独立,就凭他这一封信,我们就师出有名了。稍后,郑晋武和杨军同志在邓柯也先后收到拉鲁和藏军三代本主官牟霞的来信,都是一个调子。经报请西南军区审查批准,我们分别写了回信,信中主要根据西南局制订的&rdo;十条&ldo;精神,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并明白昭示:我各路进藏大军,业已准备就绪,正待命西进,昌都地方政府和驻昌都地区藏军有协助我军之责,希望他们认清时局,顺应潮流,择善而行,共襄义举,为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努力。我们虽然批驳了拉鲁等人的谬论,但措辞还是比较委婉的,体现了待之以礼、以理服人的精神。但我们的信送出后即再不见下文,大概是对方认为已经摸清了我们的底,没有必要再玩这种文字游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