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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儒家科技教育的人文关怀（第1页）

儒家科技教育的人文关怀

科学教育是一种求真的教育，而人文教育则是一种求善的教育。www.Pinwenba.com毫无疑问，儒家教育主要是一种人文教育，儒家教育的目标是教人如何做人，以充满人文意味的道德教育去培养人、教育人。所以，与现代教育注重求真的科学教育比较起来，传统的儒家教育显得不那么重视科技知识和求真精神。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儒家教育是包括科技教育在内的，无论是关于基础教育（蒙学教学、经学教育），还是关于分科教育（分斋教育、职官教育等），均包含着大量科技教育的内容。

这里所要讨论的，不仅仅是儒家教育包含着哪些科技教育的内容，而是要探讨这种科技教育与儒家人文教育的关系。质而言之，我们想要探讨儒家如何用人文教育的精神去统摄科技教育，如何在科技教育中贯彻其人文教育的宗旨。

一、儒家对科技教育的价值取向

儒家教育缘起于对人伦失序的社会忧患，执着于恢复那已迷失的仁义本性，以建立起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理想社会。这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态度，使得儒家教育主要是一种人文教育。那么，儒家对这种研究自然的科学知识、驾驭自然的技术能力是采取一种什么态度呢？显然，在儒家学者们那里，由于他们怀有强烈而执着的人文关怀，故而很难有希腊哲人对自然秩序惊奇的那种科学关怀。也就是说，从儒学的精神特质中，不容易找到那种对自然秩序穷根究底式的精神动力，以及通过驾驭自然的技术力量而获得的精神享受。他们从来不将求真独立于求善之外。孔子强调儒者的精神追求是“道”，提出“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一“道”主要是指人道，体现出善的目的性，故而儒者所能体现的，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的求善精神。

然而，儒家仍然表现出对科技教育的重视。经学是儒家教育的基本内容，经学中就包括大量涉及自然规律、自然知识方面的内容，涉及到宇宙学、数学、天文、历法，还包括农学、气象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儒家学者在从事经学教育时，同时也在从事着包括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儒家向来重视蒙学教育，许多儒家学者还专门编写了蒙学教材，在这些蒙学读物中，不仅有人文社会知识的教学，同时还包括大量科普知识，知识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动植物、农学等各门学科的常识，如方逢辰的《名物蒙求》说：“天尊地卑，乾坤定位。轻清为天，重浊为地。丽乎天者，日月星辰。润以雨露，鼓以风霆。云维何兴，以水之升。雨难何降，以云之蒸。”这里就涉及到了天文、气象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另外，许多儒家学者还倡导分科分斋教育，通过分科分斋而重点培养科学技术方面的专门人才。如古代很早就有了算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专科学校。宋儒胡瑗倡导分斋教育，其“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算历”等科，要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24。）这里的“堰水”、“算历”科则属科技方面的专科教育。清儒颜元也倡导分斋教学，其“艺能斋”就包括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目，其“文事斋”也包括数学、天文、地理等科目，这些均属科学技术方面的专科教育。由此可见，尽管儒家非常倾向于人文教育，但他们并不否认科技教育，相反地，还将科技教育的内容纳入到自己的教育体系中来。

因此，儒家教育虽然有人文的强烈关切，从总体上表现出人文的基本精神，但是，儒家同样重视科技教育，并将科技教育包括在儒家教育的范围之内。但必须强调的是，儒家学者对科技的重视，主要是基于人文方面的考虑，他们力图将科技教育统统纳入到人文价值的统摄之下。儒家对科技教育的态度，在有关“六府”、“三事”之说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左传》载，晋大夫却缺引“夏书”对赵宣子讲述治国之道，其中讲到“六府”、“三事”，他说：

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左传·文公七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564。）

这里，将水、火、金、木、土、谷的“六府”与正德、利用、厚生的“三事”结合起来，统谓之“九功”，正体现了儒家以人文价值统摄科学技术的观念和态度。所谓“六府”，它是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总结和概括，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科技内容。清代学者李塨在解释“六府”时说：

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鹾榷诸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工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宣，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田千秋、赵过之所补救，晁错、刘晏之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李塨。瘳忘编。）

李塨对“六府”的解释虽有一些新的发挥，将后世的一些科技内容纳入其中，但“六府”中的水、火、金、木、土、谷确是中国古代应用性科技活动的概括。值得注意的是，古代的儒家十分注意将“六府”的科技活动与“三事”的价值目标统一起来，典型地反映了儒家对科技教育的态度。这一点通过下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明白。

首先看“正德”。儒家文化是一种以德性为本的人文文化，儒家总是将一切社会活动纳入到“正德”的价值目标之下，以求善为根本目的。儒家坚持认为，人的道德本性来之于天道，即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31。）。“诚”是人具有内在德性的本原，“诚”来之于天道，故而一个人要认识、扩展自己的内在德性，就应该由内而向外，“成己”而能“成物”，诚如《中庸》所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智）也。生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一个人不但能够“成己”，而且能够“成物”，才能够“赞天地之化育”，从而能够“与天地参”。由于人的内在德性来之于天道，人的社会秩序也来之于自然秩序，正如《周易·序卦传》所云：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

因此，体现善的人文法则与体现真的自然法则是相通的，人道的德性文化与天道的宇宙规律是一致的。那么，研究、观察天地自然的科学精神，同样也是宏扬德性文化的人文精神。伏羲作八卦的过程就是将自然法则探索与人文法则张扬的统一过程，所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郭彧。周易。中华书局，2010：304。）。这里将观察天地自然的科技活动与“通神明之德”的人文精神统一起来。这一点，同时反映在《周易·象传》中君子以德性来效法天地自然，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由此可见，儒家重视研究自然的科学活动，是由于这种科学活动也被纳入到“正德”的伦理性价值目标之中。

其次看“利用”。这是强调科技、科技教育的功利原则。儒家对科学技术及相关的教育活动持一种肯定的态度，但是努力将它们纳入到社会功利的范围之内，即这些科学技术所以应重视，是因为它们具有与善的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功用。所以，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发明家的科技活动，主要不是由于对大自然奥秘的惊奇、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追求，而总是将科学技术作为获得社会功利的手段。正如古代蒙学读物《幼学故事琼林》所表述的：“然奇技似无益于人，而百艺则有济于用。”他们显得并不那样重视自然知识的真伪，而是竭力分辨它们是“有济于用”还是“无益于人”，可见，他们均是以“利用”的价值原则作为衡量科学技术的一项重要标准。而且，在中国古代的宗法型政治结构中，“利用”的价值原则又是和这种现实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所谓“利用”往往又是指经世之用、政治之用。黄宗羲曾说：“古者儒墨诸家，其所著书，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盖未有空言而无事实者也。”（今水经·序。沈善洪。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505。）他认为儒家之学均是有经世之用的知识学问，无论是“治天下”还是“为民用”，其实均是经世之用。

再次来看“厚生”。根据“厚生”的原则，科学技术及科技教育应能达到有利于民生日用的目的。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科技教育不仅要求达到“有用”的功利目的，而且这种功利要能够和民生日用结合起来。这一点，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科技教育与人民生活日用的密切联系，从而大大地促进了那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和工农业生产技术密切结合的科学技术与科技教育，培养出了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这种“厚生”的原则，同时也是德性原则的体现，因为仁德总是要体现在民生日用等实际利益方面，正如古人谈到科学技术的作用时所说：“以术仁其民。”（小仓山房文集·与薛寿鱼书。王英志。袁枚全集，第二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324。）“术”是指医术，也可以广泛地理解为科学技术，它们能达到“仁其民”的目的，其意也是指科学技术能够有利于民生日用。

儒家对科学技术、科技教育的态度，强调要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价值目标，从而将科学技术、科技教育均统摄到“正德、利用、厚生”的价值原则之下，这就使得儒家的科技思想、科技教育思想充满了人文精神。因为“正德、利用、厚生”的价值原则，强调了道德人伦、社会功利、民生日用的至上性。儒家要求以“正德、利用、厚生”去统摄科技及科技教育，其实也就是强调科技及科技教育必须统一到人文原则之下。

二、儒家科技教育的两大类型

儒家对科学技术、科技教育的态度，决定了儒家所竭力倡导的科技教育的内容，尤其是规定了这些教育内容的人文特色。儒家的科技教育内容，范围十分广，如果按现代科技的分类，应包括天文、数学、物理、生物、地质、气象、农学、历法、冶炼等各个方面。但是，从儒家人文价值的立场着眼，则可将这些科技教育的内容作另一种分类。中国学术主要包括两大类，梁启超提出：“‘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庄子天下篇释义。梁启超。饮冰室专集，卷七十七。中华书局，1936：4。）其实，“内圣外王之道”可作进一步的分解，即主要包括内圣之道和外王之术。中国古代的学术大体上均可纳入到这两大类之中去，前者称之为“体”，后者称之为“用”，将其合起来，又可以称之为“有体有用之学”。儒家所肯定的科技教育，基本上也可以纳入到这个框架中去，即一部分属科学思想方面的内容，它们纳入到儒家的“内圣之道”、“有体之学”的范畴；另一部分属技术方面的内容，就成为儒家的“外王之术”、“有用之学”的范畴。

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是一种关于伦理、政治的人文学说，表现出很强的以求善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但是，这种“内圣外王之道”总是包括科学技术的内容，并且将科学技术的内容统摄到“内圣外王之道”的体系之中，故而使得儒家科技教育具有很强的人文特色。

首先来看儒家是如何将科学思想纳入到“内圣之道”的范畴，也就是以“有体之学”去统摄科学教育的。儒家的“内圣之道”，主要是一种以儒家伦理价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显然是以求善为宗旨的。孔子常讲：“吾道一以贯之。”“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所言的道，主要是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人文之道。唐代韩愈在《原道》这一著名论文中提出，“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儒家之道，就是仁义道德，他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8。）正因为如此，儒家所谓的“传道”、“学道”的教育，主要是一种以求善为最终目的的人文教育。这种学问，就是儒家的“内圣之学”，也就是“有体之学”。然而，儒家决不能仅仅满足于阐发、学习这些内圣之学的仁义道德的内容，他们更要寻找、探求“内圣之学”，将内圣之学与宇宙大道联系起来，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所以，儒家力求将“道”看作是人文法则与自然法则的统一，看作是合乎最高目的性的“善”与合乎宇宙规律性的“真”的统一。被称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在论证“圣人之本”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