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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历史变迁与士大夫价值取向

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有创新精神、人文追求的文化教育组织，一直受到古今学人的热烈推崇。但是现代学者也常常会感到困惑：为什么在历史上具有独立创新精神的书院，又总是重蹈僵化的官学教育的覆辙，一次次走上官学化的道路？我们认为：答案就在书院本身，即创办、主持书院的士大夫。

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独特的阶层，他们往往身兼知识分子与行政官僚两重身份为一体，所以英文将其翻译为“学者—官僚”。本来，学者的职责是从事文化知识的创新与传播，官僚的职责则是管理行政事务，士大夫则要承担文化创造、行政管理双重职责。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时期、不同个体的士大夫往往会在“学者”与“官僚”的身份上有不同的偏重。应该说，创建、主持书院正是士大夫“学者”意志的追求与体现，表达出一种学术创新、教育变革的文化追求。但是由于士大夫兼有“学者—官僚”这种双重身份的影响，故而使得他们所办的书院不可避免地出现“官学化”的发展趋向。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延续了一千多年。考察书院萌芽、发展、鼎盛、演变的漫长历史，能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是与士大夫的文化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本文将书院发展历程与士大夫价值取向结合起来作一考察，以对书院这一唐宋以后兴起的文化现象作一新的思考。

一、唐五代书院与士大夫的隐居求学

根据各种史料记载，早在唐五代时期，以“书院”为名的文化教育机构就已经产生。而“书院”的名称更是早在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就已出现，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书籍的整理和校勘，历代中央政府都有一个收藏、校勘图书的地方，如汉代的东观、兰台、石室、仁寿阁，隋代的嘉则殿，清代的文渊阁等。而在唐代，就把这种校书、藏书的地方称为“书院”。据南宋学者王应麟所著的《玉海》解释说：“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可见，从字义上讲，院是指具有围墙的房屋。唐代宫室以院称名者比较多，如有著作院、学士院、翰林院、太常院、礼院等。唐代皇室创设“书院”，主要是指用围墙围起来的藏书、校书之所。唐代官方创立的丽正修书院、集贤殿书院，是中国古代最早以“书院”命名的文化机构。后来所说的“书院”之名，即起源于此。但是，这两所书院并不能等同于以后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机构的书院，所以清学者袁枚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随园随笔，卷九。）

自唐玄宗时期建立丽正修书院和集贤殿书院之后，民间的一些读书人借用这个名称自办书院，以作为自己个人读书治学、传授生徒的场所。唐代出现的这些私人创办的书院，它们大多是一些退避、隐居的儒家士大夫个人读书治学的场所。这些学者建造房屋、收藏书籍，并在此读书治学，他们把自己的读书之所称为“书院”。在《全唐诗》的诗题中能找到许多所这种书院，书院命名往往就是创建者本人的姓名，如李泌书院、第四郎书院（薛载少府书院）、赵氏昆季书院、杜中丞书院、费君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院、田将军书院、子侄书院、沈彬进士书院等。尽管它们大多不是作为正式教育机构的书院，但其中的一些文化特征、功能与后世的书院有重要的联系。如士大夫将其作为独善其身的安身之处，总乐意把它们建置于风景优美的名胜之地；这些书院还有收藏图书典籍、研究学术、交流文化等活动，和后来的正式书院有许多近似之处。

此外，各地方史志中也有一些唐代书院的记载，这些书院大多是士大夫们读书治学的场所或祭祀的祠堂。和唐诗诗题中的书院相比，这些地方志中所载的书院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它们中大多都有了专门的名称，而不像唐诗诗题中书院总以学者个人命名。尤其重要的是，史志中甚至粗略地记载了几所书院的讲学活动，这标志着以书院命名的教育机构的初步形成。诸如：江西高安桂岩书院、江西永丰皇寮书院、江西奉新梧桐书院、福建漳州松州书院、江西德安东佳书堂。以上五所书院，是史志上明确在唐代就有讲学活动的书院。尽管这些书院在当时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它们确是书院教育的起源。这些书院既有藏书，又有教学活动，已经完全具备了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书院的一般特点。

唐代书院包括上述两种：朝廷的藏书校书机构和民间的私人读书讲学之所。应该说，只有民间士大夫所办的书院才可以说是书院的萌芽。它们在名称以及其他许多具体的文化功能（如藏书、祭祀、读书治学等）方面，和宋代书院是相契合的。尤其是一些书院已经有明确记载的讲学活动，更是代表着书院教育的出现。由此可见，书院的文化教育组织，从萌芽到产生，就是与儒家士大夫及其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的。这段时期的书院，体现了社会动荡、天下无道时士大夫们隐逸求学的精神特征。

二、宋代书院的崛起

两宋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期，也是书院显示蓬勃生命的黄金时期。唐五代时期萌芽的书院此时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其蓬勃发展的气势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书院之所以能在宋代得到蓬勃的发展，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的客观需要是分不开的。在北宋时期，由于社会环境对文化教育的需要，各地士大夫竞相建置书院，使书院初兴。到了南宋，士大夫们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振兴，特别是促使书院和理学思潮结合起来，以致书院制度及其特色得以完全确立，这种新兴的教育制度对中国文化史、学术史、教育史均产生重大影响。

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社会动荡不安。赵宋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以后，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生产发展。这时，士大夫们开始产生了读书显身的要求。但是，由于宋初统治者只重视科举取士，而不重视兴办学校，加之当时政治、经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宋初的地方官学并没有任何发展。因此，唐五代时期刚刚萌芽的书院，在宋初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书院兴起就成为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许多身兼学者、官员的士大夫开始创办书院讲学，要求读书进学的士子纷纷步入书院接受教育。官学不兴的局面，使书院意外地得到了发展。著名理学家朱熹在论述北宋书院兴盛的原因时说：

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指石鼓书院）、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九。衡州石鼓书院记。）

民间学人身份的士大夫创办书院讲学的活动兴起以后，很快受到官方的表彰。宋初皇帝通过赐额、赐书、赐学田等方式，倡导、支持书院办学，进一步促进了书院的蓬勃发展。北宋创建的书院达数十所之多，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一些在当时就比较著名，故而形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四大书院”。学术界历来就有关于“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南宋学者范成大认为“天下四书院”是徂徕、金山、石鼓、岳麓四书院；吕祖谦则提出嵩阳、岳麓、睢阳、白鹿洞为四大书院；王应麟《玉海》从吕祖谦说，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又以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天下四书院”。这还只是宋代学者关于“四大书院”的不同说法，如果把明清学者的不同意见列进来就更多了。但是，在这种种不同的说法中，吕祖谦提出的四大书院得到较多的赞同。因而，人们一般都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即应天府书院）列为“四大书院”。

在宋初官学不兴的情况下，书院在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起到了补充、代替官学的作用。但是，北宋多数书院在制度、规程、机构设置方面仍较为简单，在教学宗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方面也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所以它还不能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与官学并行发展或相抗衡。到了庆历（1041—1048）、崇宁（1102—1106）时，统治者注意发展官学，书院办学开始冷落，有的书院直接被改造成地方官学，如上述的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

到了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书院与理学的结合，这大大促进了书院自身的完善，奠定了书院作为一种独特教育机构的基础和地位。理学奠基于北宋，当时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理学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人，他们中已有人利用书院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但并不普遍，其影响也很有限。由于南宋理学家十分重视交流切磋和注意广泛传播学术思想，并广泛采纳了书院这种教育机构。从宋高宗南渡以后，理学家们纷纷创办书院讲学，使理学和书院同时勃兴，从而推动了书院的发展。

南宋初，将理学南传的理学家杨时、胡安国、胡宏等人重视书院教学。杨时曾于常州的毗陵书院和无锡的昆陵书院讲学，传播理学。绍兴初年，胡安国、胡宏父子隐居湖南衡山，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堂，以授徒讲学，开创理学学派。宋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以后，理学大盛，各派学术大师纷纷创立书院讲学。乾道初年（1165年），张栻在长沙创建了城南书院，主讲岳麓书院；乾道、淳熙年间，朱熹不仅修复了白鹿洞书院，还先后创立了寒泉、云谷、武夷、竹林诸精舍或书院；乾道中，吕祖谦创办、主持了金华丽泽书院；陆九渊于乾道、淳熙年间又先后创建、主持金溪槐堂书屋和贵溪象山精舍。此外，影响较大的还有陈亮讲学的永康五峰书院，辛弃疾创办的铅山稼轩书院，陈傅良讲学瑞安的城南书社等。书院的教育活动推动了理学思潮的发展，理学学术的繁荣又推动了书院建设的发展。

在这段时期内，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完善的私学终于趋于成熟。自由讲学、学术研究、问难论辩等书院教学特色得以充分地体现出来；制定学规、确定课程，建立管理机构等书院制度也完全形成。尤其重要的是，理学家们明确提出书院的独特教育宗旨，自觉地把书院教育与官学区别开来，反对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告诫诸生不得以钓声名、取利禄为读书之目的。他们都要求书院应确立独特的教育宗旨，要求学生讲明道德义理、研究学术，使书院成为培养能传道济民的有用人才的场所。

而理学家正是身兼“学者—官僚”双重身份的士大夫。当他们从事儒学创新、自由讲学的学术教育活动时，他们是十分地道的学者，自觉承担起文化创造与传播的使命；而当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决心与君主“共定国是”时，他们又是朝廷官员。这种双重身份又导致他们创办的书院与现实政治矛盾有了密切的联系。庆元年间（1195—1200），理学家因卷入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受到打击，理学在一夜之间成为“伪学”而受到禁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元党禁”。这时，由理学家创办、主持的书院的发展也因此受到很大的阻碍。嘉定年间（1208—1224）以后，党禁既除，理学的积极作用很快受到朝廷的肯定，理学家纷纷进入到政治权力的核心。宋理宗时期，理学开始得到官方推崇。这时，与理学合为一体的书院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原有书院继续扩展办学，各地又纷纷创建了一批新的书院。据统计，理宗时期新建置的书院达100多所，占南宋时期全部书院的23以上。宋理宗本人还通过颁书赐额、委任山长以及学官的方式褒奖、支持书院。北宋时期能得到朝廷赐书赐额的书院只有少数几所，而理宗时期却达20所之多，这反映了朝廷对士大夫所办书院的重视，也体现了南宋时期书院办学的迅速发展。

唐代后期出现书院萌芽，到了北宋初年，兴办书院成为一股潮流，出现了许多闻名全国的书院。到了南宋，书院更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历经元、明、清各个朝代而不辍。书院为什么能够成为宋代最具文化教育创新能力的机构？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书院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士大夫文化创新的需要。

春秋时期，孔子于官学之外别创私学讲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格局。以后，私学系统一直绵延不绝，在文化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中国古代教育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大系统，由于私学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自由讲学的精神，因而能和社会上新兴的学术思潮、文化思潮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汉代的儒家学者为了研究、传播儒家经学，就创立了“精舍”这种私学教育机构。唐宋以后，士大夫们胸怀重振儒学的文化使命，抵制佛、道两家的思想，倡导复兴儒学、创立理学，这一文化思潮的发展需要借助私学教育机构，而初步形成的书院正适应了这种文化思想发展的需要。所以，在唐末萌芽的书院，到了两宋理学大兴的时候，也勃然发展起来。书院保持了传统私学自由讲学的特色，满足了新兴学术思潮的发展的需要。理学家们需要这样一种能够从事学术创新的研究基地；他们那一套独特的教育理念更要借助于书院实施。由于官学限制了其文化创新的功能，新儒家学者于官学之外别建书院，标榜新的教育宗旨，以补充官学教育的不足。如朱熹明确声称其另建书院是为了讲学传道，而不是为了科举考试。他说：“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友士，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朱子语类，卷一六。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唐宋之际书院能够产生，并发展成为宋代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机构，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三、元、明书院与士大夫精神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