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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第1页）

表2-2

（自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一年）

同样，把清政府收口闭关说成是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手段，也是缺乏事实的一种主观推论。闭关前，欧洲商人的对华贸易，数量极为有限。从清政府开始海禁，设四关进行海外贸易起，到收口闭关的73年内，外舶来华总数365艘。其中英国145艘，平均每年2艘，最高年度也仅10艘[9]这个数字对于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几乎微不足道。事实上，在西方产业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外国资本主义始终没有足够的商品与中国进行贸易。他们在贸易过程中，也往往因贸易差额而不得不支付对欧洲来说最可贵的白银。这在闭关前是常有的事。兹以英国为例，根据马士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一书统计，列表如下：表2-3

（续表）

资料来源：转引自吴杰《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第111～114页列表。

根据上表统计，自开海贸易到收口闭关的74年内，英国大约共输入中国银数达257万镑，平均每年超过33万镑。一位研究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的英国学者，在分析了英国对华贸易的老牌商号‐‐怡和洋行的业务档案后，不得不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开始就宣称：近代东方和西方发生接触的是商业。但事实是西方人出来寻求中国的财富，而不是中国人出去寻求西方的财富。自16世纪至19世纪，在这将近三百年的中西交往中，最显著的事实是，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出多少商品来交换。在机器生产时代之前，在技术上的优势使西方能够把世界变成一个单一的经济之前，在大多数工艺技术方面，比较先进的还是东方。[10]

这个英国人说东西方发生接触是商业，显然没有敢于把西方殖民者利用商品贸易的幌子，无耻地干着海盗和殖民掠夺行径说出来。但他承认当时西方缺乏必要的商品与东方特别是中国进行正当贸易，却是事实。经济统计资料表明，甚至在19世纪30年代，当西方特别是英国的产业革命高潮到来的阶段，中西正当贸易中，中国仍然居于出超的优势地位。西方资本主义不满意这种局面，千方百计企图改变，这是事实。但不能说闭关前外国资本主义已经构成了对中国的商品侵略，因而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是&ldo;弱者对抗强者的一种手段&rdo;。

封建制度毫无疑问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在乾嘉时代的中国，并没有成为事实上的弱者。乾隆年间，社会经济自清初百余年的恢复，有了相当的发展，田、丁数有了较大增长。顺治十六年到乾隆十八年（1659～1753），民田总数由54935万余顷，增至70811万余顷，增长近160万顷；人丁数从顺治十六年到乾隆六年（1659～1741）由1900万增至14300万，增长近7倍[11]当时清政府拥有85万以上的军队，在内外用兵中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乾隆帝和嘉庆帝都自称为&ldo;统驭万国[12]&ldo;富有四海[13]的天朝皇帝，将各国对华贸易和来华使节，视为纳贡称臣，丝毫没有&ldo;弱者&rdo;之感。

可见，不论从当时的中西关系状况考察，抑或对乾隆朝的国力分析，都无法把闭关政策的产生，归结为清政府出于政治、经济方面反侵略的自卫需要。促使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直接原因是为了阻止英商北上宁波贸易的趋向。外国来华船只，向在澳门收舶，自康熙四十年（1701）起，英商为了获取中国廉价的茶叶，已有北上浙省的趋势。宁波接近产茶区，关税较粤海关为轻，&ldo;浙之商贩牙行又争相招致[14]乾隆帝对此深感不安，认为外人北上，&ldo;于海疆重地、民风土俗均有关系&rdo;；担心外人北上之后，以贸易为名&ldo;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rdo;。[15]为了阻止英商北上，清政府最初采取提高浙海关关税一法，企望外商因怕遭重税而停止北进，仍在广东贸易，以收不禁自禁的功效。但英商不惧重税，仍数往宁波口岸。于是朝廷只得宣布&ldo;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准再赴浙省&rdo;，[16]采取了收口闭关的措施。

很显然，清政府的闭关之举，是处于相互联系着的两种心态：一是担忧传统的贸易口岸发生变动，外人北上趋势的增强，会对&ldo;民风土俗&rdo;产生影响。所谓&ldo;民风土俗&rdo;，无非是指封建礼教规范下的君臣之道、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夷夏之防等一切伦常习俗。这一套名分、等级制度，历来是统治者维护专制制度和实行愚民政策的思想工具。它一旦被洋人带来的欧风美雨所冲击，无疑会对旧秩序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是害怕洋人深入内地、久留不去，会支持东南沿海原已存在着的反清情绪。一旦内外结合，将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清朝统治者自己就是乘明王朝忙于镇压国内农民起义之际，在汉人的导引下入关的，深知内外结合的厉害。由于葡萄牙人曾协助过明王朝打击清军；英国人也曾在郑成功抗清势力控制下的厦门设立过商馆，因此，清王朝对外人特别敏感。

事实上，从康熙末年起，限止海外贸易、防止汉人和洋人接触的意向，已在统治集团内部滋长。康熙五十六年（1717），禁止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巴（今爪哇）等地贸易。雍正五年（1727），对私自出洋和久留外国的华人，明令规定不准回籍[17]雍正十三年，又禁止民人偷渡外洋。[18]到乾隆时代，国力强盛，经济发展，设关贸易以裕兵饷、财源的初衷，早已不复存在，&ldo;防微杜渐&rdo;的目的，被突了出来。后来的公行制度和一个又一个的防范章程，都是从&ldo;防微杜渐&rdo;这个根子上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