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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1页)

鱼蒸好了,陈映真还没到。

吴祖光说:陈映真给国民党绑票绑走了。

王安忆说:我听见他在走廊吹口哨。

《三生影像》踽踽独行(3)

我们吃鱼,喝酒,不断给陈映真打电话,没人响应。鱼快吃完了,他来了。原来他在洗衣房洗完衣服,阿根廷女作家突然开门,请他进去喝杯茶。她谈到自己身世,犹太人家庭,父母从俄国去阿根廷,母亲有精神病,她精神压力很大。

原来你吹口哨,她就开门了。我说。

他笑说:她太老了,否则,洗也洗不清。

他们到我家来看访问五位中国作家的录像带:丁玲,茅盾,艾青,巴金,曹禺。

陈映真说:真过瘾,不必左顾右盼。

我笑说:这儿没人打小报告。

看完五位作家的访问后,他说:大陆上的作家吃了那么多苦,我所吃的苦算不了什么。

在大陆作家之中,他对年轻的王安忆最关心,最好奇,也最赞赏。那时大陆作家的作品还不能在台湾发表。他在爱荷华一口气读完她送的几本集子。1984年,他将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发表在台湾的《文季》,也许是台湾初次发表大陆作家的作品,而在那年代的台湾,那是很大的忌讳。

他评王安忆:

……作为一个年轻一代的作家,她的焦点和情感,毋宁是明显地集中在年轻一代的遭遇和感受上。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虽然没有大陆年轻一代哲学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质疑,却有王安忆的认真和诚实,感人至深。

当然,陈映真对第三世界的作家非常有兴趣。他特别访问菲律宾诗人、戏剧家和文学批判家阿奎拉(reuelolaaguilla),谈论菲律宾在西班牙和美国殖民期间的文学和语言问题,以及目前的文学思潮。在长时间的访问中,最后他问到文学和革命的关系。阿奎拉的回答是:文学不能使革命成功,文学也不可能改变世界。文学只能唤起民众,唤起他们对公理、正义、爱和和平的意识。

那年有位西班牙作家卡洛斯(carlosalvarez)来爱荷华。大家一同乘车到外地去游览,黠慧的巴勒斯坦女作家卡梨菲(saharkhalifeh)在他身边坐下。

他只能说几个简单的英文字。她转身对我调皮地笑着说:他用完了那几个英文字,我就过来和你聊天。

你喜欢美国吗?她问卡洛斯,说完和我一起大笑。

喜欢,美国人。政府,不。

你结了婚吗?

没有。啊,结了。啊,没有。和一个女人一起。

我们又大笑。

为什么不结婚?害怕女人吗?

是的。离婚。

他们就那样子用最单纯的语言,卡洛斯表达了复杂的个人历史。他在佛朗哥时期坐过好几次牢。他为被暗杀的共产党抗议,在外国发表文章,坐牢;为工人说话,坐牢。最后一次,判刑四年,佛朗哥死时,被大赦释放,坐了二十个月的牢。他从1957年到1982年,是共产党员。

《三生影像》踽踽独行(4)

我要访问你!陈映真大声说,他正好坐在卡洛斯身后。

那年秋天,paul患后脑炎,感染细菌,多次去医院检查,终至动手术开刀,映真和我以及家人一同照顾他,和我患难与共。在医院等待室,我和他有谈不完的话,谈的多半是当时台湾的情况。

你是个宗教家庭,怎么对左倾思想有兴趣?我问。

我爸爸从小就教我们,我们是中国人,所以从小我们就认为中国在那边,那儿才是我们的国家。父亲有鲁迅的书,中日对照。我拿来看,也不太懂。后来读中学,看书有些懂了。读大学时候,我在旧书摊找到一些抗战时期的书,和鲁迅的书正好配合。我的求知欲特别强,找很多书来看。那时日本外务部有预备外交官到台北来学中文。他们那时就准备以后对付共产党呀。他有许多关于共产党的书。他说我可以去看,他还把钥匙给我,我可以随时去看书。后来,他要走了,对他下一任的人说:这个年轻人不错,书可以尽量给他看。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对我影响很大。&ldo;文化大革命&rdo;发生了,世界许多国家受到影响,到处是学生运动。我在牢里,有共产思想的人,有两派:一派赞成苏联式共产,另一派赞成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制度。

你们在牢里可以谈共产主义吗?

在放风的时候谈嘛。反正已经进去了,还怕什么?哎呀,那时我真佩服&ldo;文化大革命&rdo;呀!

我1978年、1980年去大陆,才知道千千万万人受到伤害。

那时不懂嘛!我们有个读书会。我弟弟老六,那时候读中学,他也受了影响,他把我油印的文字拿去印了,分给他的朋友看,他有另一帮年轻人。我完全不知道,他不让我知道。后来,我被抓,他也被抓了。我先在警总,后来在台东的监狱,最后三年在绿岛。一出狱就打开收音机,蒙在被子里听,刚好是国际歌,我眼泪直流。

你第二次被捕,到底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放我,也不知道。我一进去,就要我填一种表,那种表是判刑以后才填的。

我笑说:你对坐牢可是很有经验了。

我第二次一进去,就叫我填表,我心想:完了。第二天,他们把皮带那些东西还给我,我还以为他们要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去。直到我太太、岳母来保我,我才相信,他们真是放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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