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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第1页）

《自由中国》刺痛当局的多半是社论，还有短评和读者投书。社论表达《自由中国》的意见，短评和读者投书却是老百姓的心声，投稿的多半是随国民党从大陆到台湾的军人和年轻人。投稿的人担心特务检查，有的人亲自送来稿件，坐下谈谈话，和谁谈都可以，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谈他们的苦闷，谈军中、机关、学校的政治迫害。有人谈得声泪俱下。雷震成了雷青天。

1957年黄中离台赴美。傅正接任。他是江苏人，早在1944年还是个中学生，就参加青年军，1949年就读武汉大学，随部队撤退到台湾，参加国民党的政工干校，1953年9月开始用本名向《自由中国》的读者投书投稿，引起雷先生注意。黄中走后，他顺理成章成了《自由中国》的编辑。那时候，殷海光和夏君璐已结婚，他们从松江路搬到温州街台湾大学的房子，傅正搬来和我家同住。他方方正正，很耿直，很认真，火辣辣的性子。办公室里不是黄中时代的和风细雨了。

傅正参加《自由中国》后，办公室可热闹了。他和雷先生两人嗓门都大，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两人常同声叫好，乐不可支，和孩子一样高兴。读者来诉苦，傅正是知音，他们的苦，他全受过，他和读者也成了朋友。到《自由中国》来伸冤的人更多了。他和雷先生两人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摩拳擦掌，呐喊助威。两人同出同进，谈个不停，一高一矮，有点儿滑稽，但很可爱。大概组党的想法就是那样子谈出来的。

每期出刊前，雷先生仍然和我们一同去印刷厂作最后一次校对。校对完了，雷先生仍然必请我们去新陶芳吃盐鸡。他们就在那儿谈论如何组党，何时开会，也不避讳我。他们知道实际政治不是我的事，也知道我不会坏他们的事，用不着他们担心。高玉树、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夏涛声、齐世英、成舍我，还有其他一些当时和雷先生一起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人士，都在品尝新陶芳的盐鸡之中听雷先生谈起。

傅正和雷震相同的是真和倔。他参加《自由中国》才两年，就和雷震一起关进了铁窗。雷震毕竟是雷震，他是拼了，也有本钱拼。傅正呢？他是鸡蛋撞石头，必定撞得粉碎。

《三生影像》一九六○年九月四日

那天上午九点钟，我刚起床，有人拍大门。女佣打开大门，几个便衣人员一直走到我房门口。

什么事？我问。

他们没有回答，只说了一句：走错了。

他们就走到走道另一头去敲傅正的房门。

傅正打开门，也问：什么事？

我没听见回答，只见他们径直走进傅正的房。同时一群警察从外面涌进来了，涌进傅正的房就关上了门。我看看窗外，许多便衣人员在矮墙外的巷子里走来走去。

我和母亲互望了一眼，没有说话。我们明白那是怎么一回事，用不着说什么。我只知道我必须镇静，不要害怕。九岁的蓝蓝弹起小钢琴，坐在地板上，弹着《我的妈妈》。

我浑身无力，坐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他们是一个个下手。先擒傅正，再拿聂华苓。他们就要来了。我就坐在那儿等吧。

蓝蓝停住了。

弹，弹，蓝蓝，弹下去。我对她说。

她又弹下去了，弹着轻快的《银色圣诞》。

你们凭什么拿这个？傅正突然在他房里高声叫了起来。

只听见一阵争吵，听不清他们争吵什么。然后是一片沉静。

蓝蓝反反复复弹着《银色圣诞》，突然停住了问：妈妈，他们在干什么？

你别管，蓝蓝，弹琴吧。

蓝蓝又继续弹下去，越弹越没劲了。

我望着她，心里想：但愿下一代没有这种恐惧了。

几个钟头以后，中午时刻，傅正的房门打开了。一大群警察和便衣人员围着他走出来了。我和母亲跑过去。

傅正对我和母亲说：聂伯母，我跟他们去了。没关系！这儿是我的钥匙，请为我保存。他把一串钥匙递给母亲。

喂，等一等！给我看看！一个警察伸手接过钥匙，看了看，抖了抖，冷冷的铜铁声，没有字条，没有密码，他才让母亲将钥匙接了过去。

傅正被抓走了。我去关大门。许多便衣人员仍然在门外走来走去。事情还没了，他们还会回来抓我。

我坐在椅子上等了一下午，一句话也没说。

雷先生抓走了！《自由中国》的陈济宽一走进院子就向我的窗口大叫。马之也抓走了！刘子英也抓走了！《自由中国》社抄了！文件稿子全部拿走了！

殷海光呢？我急急地问。

还不知道。

傅正也抓走了。

陈济宽愣住了，张着嘴，说不出话。他没进屋就走了。

下一个就是我了。

我坐在椅子上等，等了通宵。

第二天，《联合报》头条新闻：雷震涉嫌叛乱。

我和《自由中国》的人全隔离了。我们成了一个个小孤岛。我家门外日夜仍然有人监视。我只能从《联合报》上看雷案的消息，看殷海光是否被捕了。雷震绝没有叛乱行为，所谓&ldo;叛乱&rdo;，就是组织新党。傅正也不会叛乱，所谓&ldo;叛乱&rdo;，就是说老实话。但是，马之和刘子英为什么被捕呢？他们和政治毫无关系，也没写过任何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