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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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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仰后合，随后，天狼星人把手指上的小船塞进了土星人的裤袋里。土星人又把船从裤袋里拿出来放回海里，与他的同伴踏上了归途。不过，临走时，他们答应要解答关于神秘的万物本质问题，但是在送给巴黎科学院的一本书中，却纯粹是空白的纸张。空白纸张的隐喻表现的是伏尔泰的思想。他认为，万物的本质尚待揭晓，而这一问题，只有依靠人们自己来解决。同时全书宣传了洛克的唯物主义哲学主张，并且以天外来客的巨大和与他们映衬之下的人类的渺小讽喻了教会的浅薄、神学的无知。《天真汉》与其它哲理小说有所不同，它不是通过半神话的故事或伪托于古代，而是把故事安排在了十七世纪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它不是通过影射和旁敲侧击，而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了直率的指责和批判。天真汉是一个法国血统的青年，从小在加拿大未开化的部族中长大，养成了&ldo;很天真的想说什么说什么，想作什么作什么&rdo;的习惯。可是，来到法国之后，他的这种纯朴的思想习惯和周围的社会习俗、宗教偏见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人家教他念圣经，他天真地按圣经行事，却偏偏引起了惊世骇俗的后果。他以为恋爱是自己的事情，但别人却告诫他必须通过双方的家长，而且与圣&iddot;伊佛（曾经主持过他洗礼的教母）结婚在当时又被认为是天大的罪过，必须得到教皇或国王的开恩才行。在去凡尔塞宫请求国王开恩的路上，天真汉由于与几个新教徒非议了教会，被人告密进了巴士底狱。入狱后，他的叔叔企图通过教会的门路营救他却四处碰壁，圣&iddot;伊佛为了营救他却牺牲了自己的贞操。反反复复的教训甚至使天真汉对那本圣经也产生了怀疑，他总结说：&ldo;我每天都发觉，那本书不叫人做的事，大家做了不知多少，叫人做的，大家倒一件没做。&rdo;问题自然不在天真汉对圣经特别认真，而在于社会口头上的仁义道德与实际上的男盗女娼的惊人的矛盾。《天真汉》这篇小说可以说是伏尔泰有感而发的产物，因为在此之前，他已与卢梭就&ldo;自然人&rdo;与&ldo;文明社会&rdo;孰优孰劣的问题展开了论战。伏尔泰也把论战的内容带到了这篇小说中。所以，管理伏尔泰非常欣赏天真汉德性的纯朴，人性的自然，但他并不像卢梭那样结论是返朴归真，他认为&ldo;纯朴的人&rdo;应该&ldo;文明化&rdo;。因此，他在安排天真汉进了监狱之后，又安排了天真汉在狱中接受了别人的开导，他博览群书，了解了科学和最新的哲学体系。于是，心灵受到陶冶、心智受到启迪、目光变得冷静，具有了崭新的精神风貌。所以，当他受到许多启迪、目光变得冷静，具有了崭新的精神风貌。所以，当他受到许多教益后说道：&ldo;我几乎要相信能脱胎换骨了，因为我从野兽变成了人。&rdo;伏尔泰就是用这样一种形象化的方式否定了卢梭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对伏尔泰的几篇小说进行了一番扫描之后，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若按流行的小说作法衡量他的作品常常会觉得它们不合小产规范。比如，一般来说，作为小说要有完整的事故情节，要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且这个人物的性格应该是多侧面的。伴随着事件的发展，人物性格还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在伏尔泰的小说中，我们却看不到这些小说原则的体现。他笔下的故事往往是围绕着主人公旅游式的冒险经历展开的，其他人物则成了主人公观察、交谈、斗争的对象。这些人物完成了与主人公的接触之后就一个个消失了。往往一篇小说中除主人公之外会出现众多的人物，但他们的每一次出现仅仅是为了与主人公共同创一个小故事。于是，在作品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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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从纵向上延伸的大故事，而只有一些在横向上展开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零零碎碎就象一颗颗散乱的珍珠，主人公的活动仿佛就是一条线。所以我们看到的每一篇小说基本上都是一种穿缀的结果。另一方面，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也就是作者着意刻画描摹的人物。为了把这个人物塑造成功，作者总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手段，以便能让他在作品中活脱脱地站起来。但是，在伏尔泰的小说中，作者似乎并没有在他的主人公身上下很大功夫，他们一出场就已经定型化了，他们的性格往往都是单一的性格。比如《天真汉》就是表现主人公的天真，《老实人》说的就是主人公的老实。既然主人公的性格一开始就已定型，而且在以后也不会有多大变化，那么剩下的就是描写这种性格的人物在生活中的遭际。因此，人物的描写最终又让位给了事件的描写。伏尔泰为什么要这样经营他的小说呢?这是不是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缺陷呢?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笔下的主人公并不是他要讽刺的对象，但往往是一种喜剧式的人物。通过这种喜剧人物的言语和行动，形成了一幅夸张的漫画，于是滑稽出现了。在滑稽中，伏尔泰找到了他的讽刺对象，也达到了讽刺所能产生的效果。由于主人公本身的喜剧性，所以他们也就更适合塑造成一种单一性格的人物。这也就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所讲到的&ldo;扁平人物&rdo;。因为定型化的性格更便于作者展开一系的喜剧冲突，把真正的滑稽暴露出来。试想，如果伏尔泰把查第格塑造成了一个哈姆莱特式的人物，性格丰富、感情深沉，每做一件事思前想后、犹豫不决，这样一来人物形象倒是鲜明了、生动了，但是作者与此同时也就丧失了讽刺的机会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哲理小说的特点，在当时，伏尔泰选择这样一种艺术形式是现实的需要。因为怎样把自己的理想、理论通俗易懂地表现出来，并能让人们不知不觉地接受是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问题，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这就决定了他在写作小说时不可能主要去考虑性格的丰富性、事件的具体性、艺术的完整性。再则，从哲理小说本身来说，这种形式也决定了小说只能是一种概念的形象化阐释，人物只能是一种哲理符号。既然如此，如果让哲理小说承担别种类型小说的任务，那么，这种要求就有点过分了。排除了这些偏见之后，我们就可以给伏尔泰的哲理小说下一个公正的判断了。实际上，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成就是很高的。与同时代的哲理小说相比，它们不仅风格独特，就是与后代人的哲理小说相比亦毫不逊色。那么为什么伏尔泰漫不经心的耕作会结出这么丰硕的果实呢?看来，似乎首先得归结于他的漫不经心。其实，漫不经心并不是敷衍了事、粗心大意的同义词，它实际上是创作过程中的自由境界。当伏尔泰创作悲剧或史诗时，因为有一个明显的规矩在那儿摆着，所以他就只能戴着镣铐跳舞，自然，舞姿也就谈不上优美了;当他创作哲理小说时，他的心中是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他可以信马由僵、自由驰骋，他可以嘻笑怒骂、随心所欲‐‐这正是一种创作的最佳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心里首先放松了。另一方面，他的几篇著名小说都写于他的晚年，那时的伏尔泰阅历已深、学识丰富、思想成熟、艺术造诣也到了一个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那几篇小说深刻、精湛，意味隽永。还有，哲理小说通过形象表现哲理虽难度很大，但伏尔泰总是能从生活中找到恰当形象来进行寓意。这就避免了直接说教。比如，在《如此世界》中，当作者想把社会是善恶并存在的意寓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