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田女士!”我低头鞠了个躬,“在东北时受了你不少照顾,得知你身体硬朗,我真是开心。当年那些日子,你一定也不好过吧?”
“是啊,在那种严苛的环境下,每天都是咬紧牙关地活着。”
“死亡的阴影随伺在侧,我还记得那片干枯的白桦林,实在令人毛骨悚然,简直像是一条条从地底下突出来的白骨手臂。”我跟着附和。
老妇人沉默了好一会儿。对她而言,当年在东北逃难的日子肯定也是痛苦的回忆吧。
“——是啊,那片俯瞰着村落的白桦林,确实有些阴森。在那块连汗水也会结冰的土地上,每天都是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心情。村上先生,我真的很感谢你的母亲,无论生活多么苦,她还是愿意将珍贵的玉米分给我。”
我说的是逃难的日子,老妇人却误以为是开拓团的生活,于是我改变了话题。“回国后,你过得如何?”
“——在访日调查团的认亲活动中,我与失散的儿子重逢了。但儿子已将日语忘得一干二净,这里又不像大都市,能够轻易找到翻译人员,为了跟儿子沟通,我可是着实吃了不少苦。当初战争刚结束时,政府若能立刻协助他归国,就不会有这些事了。有一次,我遇上一些会说日语的中国观光客,还特地请他们当翻译呢。”
“家人之间语言不通——真是个悲剧。”
“是啊,就算向他人吐苦水,也只会换来‘是你自己抛弃了儿子’的责难态度——听说你的哥哥也归国了?他被遗留在中国,熬过了那些动荡的年代,终于回到了祖国。”
“对,但是——”我吞吞吐吐地说,“那个人到底是不是我的哥哥,我还没有确信。”
“真的吗?怎么会有这种事?你特地从本州岛来到北海道,就是为了查这件事?”
“我只希望能找出真相。”
“你怀疑哥哥,有什么根据吗?”
“我刚开始对他产生怀疑,是因为他坚持不肯到医院接受检查。只要做了检查,就能证明是否有亲属关系。”
“就这样?”
“——他的性格变得火暴且自私。当年哥哥小时候——在我们失散之前,他是个相当富有同情心的人。”
“村上先生——”比留间插嘴道,“请你务必体谅,龙彦先生没有机会参加中心的教育。”
我心想,别装出一副好人的嘴脸。一时之间,我有股冲动,想要指着他的鼻子,揭穿他刚刚的阴狠行径。但如果他说他只是回头找手机,却因为运气太差,在风雪之中与我走散了,我根本没有证据能加以反驳,于是我强忍住怒火。“你说的中心,指的是埼玉县的研修中心?”
“是的。”
接着他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这个制度的细节。
一九八四年二月,日本政府在埼玉县所泽市设立了“中国归国孤儿定居促进中心”。研修大楼是一栋白色建筑,里头有二十间教室,除此之外,还有一栋住宿大楼,里头约有六十个房间,每个房间有数张榻榻米大,厨房、厕所及浴室皆是公用设施。一个房间要挤进一个家庭,早餐用事先给付的伙食费自行解决,中午及晚餐则分发便当。获得永久居留权的遗孤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可在这里接受四个月共五百小时的研修,学习范围包括日语能力、基本礼仪、生活习惯及社会常识等。教师会带所有人到邮局、区公所以及银行实际参观并介绍利用方法,简直像小学生的校外教学一样。
“四个月就要学会所有事,简直是天方夜谭。而且龙彦先生是在一九八三年归国的,他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适应日本的生活。当时日本政府所实行的援助政策,只是对归国遗孤进行短短一个晚上的讲解介绍,并分发一套日语学习录音带而已。独力学习语言本来就很困难,上了年纪才来学更是难上加难。”
我蓦然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失明之后学习点字简直就像学习外语那样艰难,让我吃足了苦头,长年住在中国的遗孤们要重新拾回日语,相较于视障人士学习点字的难度,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
“每个遗孤都有着满腹辛酸。”比留间接着说,“研修结束后,遗孤们可以选择住在公营住宅里八个月,这段时间可以支取生活费,并且参与日语学习课程。但在这样的状态下,他们无法将子女接回日本同住,因此只好尽早外出工作。他们拼死拼活地工作,终于将子女从中国接了过来,但政府对成年的遗孤子女没有提供任何援助,等于任由这些子女在什么都搞不清楚的状况下自生自灭,这些子女当然会遭到社会淘汰。”比留间的语气中交杂着无力回天的懊恼与焦躁,“遗孤们五六十岁才归国,他们的子女当然绝大部分都成年了,研修中心却只接纳未成年的遗孤子女。我们虽以援助团体的名义提供各种协助,但毕竟能帮的忙相当有限。”
比留间这番话说得真情流露,我不禁开始怀疑,他想让我在风雪中冻死,只是我自己心中的被害妄想。或许他是个本性正直的人,真的打从心底为遗孤们的处境感到担忧。难道是他跟“哥哥”之间有某种难言之隐,令他不得不萌生害人之意?
缄默的恩人明明就坐在旁边,为什么不发一语,甚至没有发出半点衣服摩擦声?
这个人真的存在吗?这个屋里会不会其实只有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