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吧?”由香里说道。
“不必,你在家里照顾奶奶,我们想私下聊一聊。”
哥哥准备了一个背包,我问他里头放了些什么东西,他回答:“登山小刀、小铲子、手帕、厚手套及水壶。”
我穿上长胶靴,拿着导盲杖,跟着他来到了庭院里。
“小心点,右边有个‘大根草屋’。”
我将手掌伸向右侧,摸到了一个表面粗糙的物体。所谓的“大根草屋”,指的是用稻草编成的蔬菜储藏库,大小跟形状就像个吊钟,将蔬菜放在里头可长保新鲜。
我一边摸着“大根草屋”的表面,一边绕了过去。
“好,我们现在沿着田埂前进。只要跟着我的脚步声走,就不会有危险。”哥哥说道。
“能不能让我抓着你的右手肘?”
“——你抓吧。”
我依据声音传来的方向,推测他所站的位置,想象他整个人的形体,将手掌往他手腕的方向探去,碰到他的身体后,找到手肘并抓住。
我试着挥舞导盲杖,其前端撞开了地上柔软的泥块,虽然靠着触感能掌握地形,但撞击声被吸收了,能得到的讯息当然也减少了。我在心中想象着一道笔直的田埂,在哥哥的引导下前进。
“从前的人摘野菜是为了不让自己饿死,现在许多年轻人却因为觉得好玩而乱摘一通,真是太可恶了。”
“哥哥,你还在吃野菜?”
“嗯,妈妈帮我腌制。”
我心里依然清楚记得那景象。母亲总是会在榻榻米上铺一张报纸,把野菜放在上头,依着种类分开,然后挑去不要的部分。她还常腌渍野菜,做法是将野菜铺在容器的底部,撒上盐,再铺一层野菜,再撒上盐——最后盖上内盖,以大石头压住。
“阿和,你知道吗?太硬的部分要先水煮过才能腌渍呢。”
我还记得母亲曾笑着对我这么说,但那对我而言并不是幸福的回忆。
一九四六年,母亲带着我自中国返回日本,在饱受战火摧残的东京租了一个只有四张半榻榻米大的房间。在我失明前所看见的涩谷车站前广场,放眼望去,没有任何睥睨人群的摩天大楼,有的只是木造的两层楼的简陋营房,稀稀落落地散布在焦土之上。当时我晚上读书,靠的是蜡烛的微弱亮光。
刚上小学的某一天,我因耐不住饥饿,到附近邻居家的庭院偷摘了一颗柿子,那渗出汁液的甜美果肉令我毕生难忘。我又摘了一颗,想要拿回家给母亲吃,但回家后母亲打了我一巴掌。
“那是别人家的东西!就算再穷,也不能去偷!”
我按着又痛又麻的脸颊,咬紧了牙根,半晌后瞪了母亲一眼,说道:“我不想每天吃杂草过活!”
当时我的便当里装的大多是凉拌的野菜,有一天,同学抢走我的便当,取笑我:“我妈妈说,你妈妈每天都在公园拔杂草,像个乞丐一样。”
我原本不相信,但隔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偷偷跟在母亲背后,看见身穿雪袴[4]的母亲真的弯着腰在公园里拔草。我冲了过去,母亲先是露出惊讶的表情,接着露出了微笑。
“阿和,你看,这是荭草。”
高耸的杂草在母亲的头顶上垂着宛如稻穗一般的淡红色花穗,叶子约有大人的巴掌大,母亲将其一一摘下。
“你看,摘了这么多。只要水煮之后用芝麻拌一拌——”
我将母亲手中的杂草拨到地上用力踩踏,当我抬起脚时,那些脏兮兮的叶子已在泥土上四分五裂。
“丢脸死了!害我在学校被嘲笑!”
母亲看我气得直跳脚,并没有动怒,先是眨了眨眼,接着低着头说:“让孩子丢脸——我真是个失败的母亲。阿和,对不起,是妈妈不好。”当时母亲的哀戚神情,直到现在依然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从隔天起,我的便当菜色变成了煎蛋或鸡肉;但相反,母亲的晚餐菜色中,原本就少得可怜的主食消失了,只剩下一堆野菜。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根本不曾思考过这代表什么意义,只是任性地吃着自己爱吃的食物。
我不仅小时候伤母亲的心,失明后同样伤母亲的心,若不是为了恳求哥哥捐出肾脏,我也不会回老家。
“——喂,和久!”哥哥叫唤的声音让我回过了神,“那是藜菜,你帮我摘些叶子下来。”
我愣愣地站着,紧握着手中的导盲杖。摘野菜的行为,仿佛是认同了小时候最厌恶的贫穷生活,不禁令我心生迟疑。
“来,这里。”
哥哥将我的手腕往下拉,我只好把身体往前躬,几乎要摔倒时,手掌才碰到叶子。一片片菱形且边缘呈锯齿状的叶子,自茎部向外延伸。
“摘几片下来。”
我缩回手并摇了摇头。哥哥叹了口气,接着我听见摘叶子的声音,三四声之后,又听到一阵塑料袋的瑟瑟声响。
“这玩意可以裹粉之后油炸,没什么草臭味,而且吃起来有点像菠菜。走,我们继续找。”
我再次抓住哥哥的手肘,沿着田埂前进。若遇上前方地势崎岖不平,哥哥会适时提醒,让我小心跨过。来到一处山坡下,浓得呛人的青草味扑鼻而来。
我感觉到导盲杖的前端敲到低矮树丛的枝叶,但在哥哥的催促下,我只好勉强举步,踹开了脚下的树丛,不少枝叶缠在我的脚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