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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第2页）

[21]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二；《清史稿》，卷五一三，《土司二&iddot;四川》；《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5‐126页，《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岳钟琪亦曾奏及：&ldo;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现今带伤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rdo;，《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22]参见《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3]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二。

[24]《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三。

[25]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三，《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6]关于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ldo;夹坝&rdo;），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不过是为了争取&ldo;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rdo;，以上参见高王凌：&ldo;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rdo;，《清史研究》。

清代政治史之我见

大约两年之前，我在清史研究所全所会议上提出，清代&ldo;政治史研究&rdo;应作为清史所的&ldo;主导方向&rdo;，当作一面&ldo;大旗&rdo;来打（针对以前的&ldo;近代史研究所&rdo;与&ldo;边疆民族研究所&rdo;之讥）。

2010年，清史所终于召开了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这是一件好事。但通过这次会议，也发现对&ldo;清代政治史&rdo;的内涵，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有必要大家一起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参见有关会议评价的博客）。[1]

一、从&ldo;宽严之辩&rdo;说起（一脉相承回复到萧一山的老路）&iddot;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乾隆十三年如果说以前曾有一个政策进取和政府加强时期的话，乾隆十三年以后，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政策的&ldo;收敛&rdo;。

如何定义这一个&ldo;收敛&rdo;和确定它的范围呢？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ldo;非概可经官办理&rdo;者；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ldo;仍令商办&rdo;，&ldo;而官为总摄照看&rdo;；

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ldo;封禁令&rdo;；

限制和固定&ldo;火耗归公&rdo;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停议改铸钱文，&ldo;以不治治之&rdo;；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等等。

&ldo;收敛&rdo;的这些内涵是很难用由&ldo;宽&rdo;变&ldo;严&rdo;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ldo;宽严之辨&rdo;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尽管它表示的只是一种&ldo;权谋政治观&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