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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第1页）

刘松龄有这些思想（包括&ldo;骂皇帝&rdo;等），并不&ldo;丢人&rdo;。因此也许还拥有了特殊的史料价值（同类的也只有那些朝鲜史料）。其实，刘松龄提出这些批评，不论他的勇气，还是内在的&ldo;道义原则&rdo;（包括他的&ldo;不同政见&rdo;、&ldo;人权思想&rdo;和锐利目光），都是很可观的，不容随意抹煞。

俗话说&ldo;一叶障目&rdo;，刘松龄等一干传教士，对乾隆仍有许多没看到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此对外来的观察者一概否定。如论清代政治之失，不在所谓&ldo;专制&rdo;，而在所谓&ldo;私心&rdo;，朝鲜使臣朴趾源曾说：

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陞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此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

东南开明，必先天下而有事情，喜轻浮而好议论，则康熙六巡淮浙，所以阴沮豪杰之心，而今皇帝踵而五巡矣。

天下之患常在北虏，则迨其宾服，自康熙时筑宫于热河，……今皇帝身自统御而居守之矣。

西藩强悍而甚畏黄教，则皇帝循其俗而躬自崇奉，……分封名王以析其势。

此清人所以制四方之术也，独于中土似若无所用心，然其心以为，天下之小民，薄其赋敛则安矣，……但天下之士大夫顾无可安之术，则估尊朱子之学大慰游士之心。……一以阴弱中土之士，一以显受文教之名。……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24]

似乎清人统治天下，皆为一种&ldo;术&rdo;之运用，且有&ldo;阴&rdo;、&ldo;显&rdo;的两个方面，无论是&ldo;尊朱子&rdo;，还是&ldo;薄赋敛&rdo;，并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样子。[25]尽管朝鲜人的态度已有所转变（如称&ldo;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rdo;[26]&ldo;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rdo;[27]，但仍持如此严厉的批判态度。

用人则&ldo;内满而外汉&rdo;，使臣李彝章回国报告里写道：

今则兵权、宥密，专委清人，治民之职，汉人仅参其半，而如客如奴，以此之故，积怨太甚。

朝鲜国王评论说：&ldo;乾隆独何心而分别清汉&rdo;？[28]乾隆八年考选御史，杭世骏策称：

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何内满而外汉也？三江两浙天下人才渊薮，……而十年不调者，皆江浙之人。岂非有意见、畛域（之分设）？[29]

或者，就像伦敦大学国际会议论文所说（2010年）：

一个&ldo;幽灵&rdo;，在中华大地徘徊。它来自于北方，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挟带着异样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及其强大的武装力量，一次次以少数征服多数，君临了中国。从表面看，它像似中国传统，却又不是，如同&ldo;天可汗&rdo;制度，带有着&ldo;国际背景&rdo;。它到底是什么？过去，常把它解释为&ldo;民族矛盾&rdo;、&ldo;野蛮落后&rdo;，恐怕也不尽然，或许我们应一步把它视为一种&ldo;政治性质&rdo;。所谓&ldo;清朝统治者&rdo;，已有几分接近于&ldo;现代政党&rdo;。在一般所说的清人受到&ldo;汉化&rdo;的同时，我们也许更应该注意到这一&ldo;外来者&rdo;的&ldo;异质性&rdo;和它的主动&ldo;侵略性&rdo;（不仅表现为清初&ldo;薙发&rdo;）。[30]

这确是异乎传统政治之常的，也无怪时人之不易接受。

1773年，耶稣会团体被罗马教皇下令解散，第二年，作为&ldo;最后一个耶稣会士&rdo;的刘松龄，&ldo;以忧郁卒&rdo;（享年71岁），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二十年之后，乾隆皇帝终于实践了自己当初的诺言，执政六十年后，&ldo;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rdo;。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才撒手西去（1799），其时已经年近九旬。

有一些问题，我们至今仍不好回答，即乾隆皇帝明明知道刘松龄等传教士的违规行为（如涉足传教、信件不由官差递送[31]，为什么却&ldo;置而不问&rdo;，予以包容？他知道不知道，这些传教士曾在背后这样骂他，而且传诸四方？

更为重要的是，在十八世纪，一个&ldo;现代化&rdo;的年代，通过包括传教士在内的各种途径，西方是否曾经影响了中国？而就一般意义而言，传教士又对中国政治产生过何种影响？相反，中国又曾怎样影响了西方（这种影响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这些，恐怕都不好回答，也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我们只知道，就在皇上归政之后（嘉庆元年正月，1795），发生了他一生中最不称心之事，其程度远远超过乾隆十三年，这就是川楚陕白莲教起事（所谓&ldo;冥冥之中自有天意&rdo;，也许正是因此让他早年无意间决定了&ldo;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rdo;）。而在几乎同时，在欧洲爆发了法国大革命（1789），和一系列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

我们也可以说，中外历史已渐次打成一片。

[1]罗伯特&iddot;恩特曼（robertentenann）：《安德列斯&iddot;雷在四川西部的第一次金川战争1747‐1749》，《中西文化关系杂志》，第19期，1997，第8、10、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