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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1页）

十八世纪中国民间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这些变化不是偶然的，也与政府的政策及法律规定间有着某种关联。

这种现象的达成，究竟是由于农民&ldo;斗争&rdo;，还是某种&ldo;情让&rdo;（或所谓&ldo;道义经济&rdo;），即传统儒家理念作用的结果？抑或是市场上&ldo;交易双方的一种日常性调试&rdo;？对此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和争论，也很难给出一个断然的回答。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中国历史上存在若干农民大起义（十八世纪几乎没有），同理，在日常生活中农民也可能有很多方法来对付地主，并由此渐渐修改了制度。我们不应把农民的这种能力，总与其行为的成果割裂开来。也不应把他们的形象理解为只是逆来顺受，懦弱不堪。这，应该说是一种互动的结果，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常态（用&ldo;日对仇讐&rdo;来形容这种关系并不妥当）。

依据张五常&ldo;佃农理论&rdo;的说法：随着某一地主土地由个别佃户向着更多的佃户出租，同一地亩的地租率将会下降，而总产出却可能上升。[11]若在这句话前边加上&ldo;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rdo;，后边所发生的，岂不恰是清代中国的历史事实？

[1]《乾隆朝上谕档》，一册，422-423页；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如蒲松龄所说：&ldo;昔日富豪以倍称之息，析夺良家子女，人无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则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为势家役耳。迨后贤者见其弊，又悉举而大反之……（有借贷者）一取偿，则怒目相向；质诸官，官则曰，我不为人役也。……余尝谓昔之官谄，今之官谬，谄者固可诛，谬者亦可恨也&rdo;，《聊斋志异》卷11《王大》，；参见高王凌《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139。

[2]朱批奏折。

[3]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881189页。

[4]按：此文中&ldo;圣祖&rdo;有误，应为&ldo;世宗&rdo;；又，雍正七年世宗曾&ldo;劝导各富户等，平时当以体恤贫民为念，凡邻里佃户中之穷乏者，或遇年谷歉收，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rdo;。

[5]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高宗实录》卷309。

[6]仁宗皇帝谕内阁：&ldo;我国家永不加赋，正赋钱粮，只于按例催征，每遇水旱偏灾，仍必加恩蠲缓&rdo;。

[7]该例规定：&ldo;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行揭发者，俱交部分别议处。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租课照数追给田主&rdo;。

[8]秦蕙田：&ldo;龙德而正中者也&rdo;，《皇朝经世文编》卷10。

[9]乾隆七年八月，顺天府尹蒋炳奏，《高宗实录》。

[10]参见高王凌：《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11]参见张五常：《佃农理论》。

13粮政上的新举措

在粮政上的新举措，才是乾隆初年政事中的重中之重。雍正十三年九月，上谕王大臣等，就说到&ldo;仓廪实而知礼义&rdo;，欲&ldo;养民教民&rdo;，实现&ldo;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rdo;的理想。[1]

十月，严禁地方官匿灾。

乾隆元年殿试，制题曰：

夫民为邦本，固当爱之，爱之则必思所以养之，养之则必先求所以足之。朕欲爱、养、足民，以为教化之本，使士皆可用，户皆可封，以臻唐虞之盛治。[2]

其基本构想，即首先解决民生衣食的根本问题，再在&ldo;爱民&rdo;、&ldo;养民&rdo;、&ldo;足民&rdo;的基础上实行&ldo;教民&rdo;，以期达到三代之治的最高理想。同时虽提到&ldo;仓廪实&rdo;及&ldo;惟恐一夫不获其所&rdo;云云，似未确定具体的行动目标。

在乾隆初政，预期将有一番新的作为的情况下，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到乾隆元年一年之内，内阁学士方苞连上三疏（&ldo;请定常平仓谷粜籴之法札子&rdo;、&ldo;请备荒政兼修地治札子&rdo;及&ldo;请定经制札子&rdo;），以第三疏于增加积储，言之犹为激切：

臣闻三王之世，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汉唐以后，岁一不熟，民皆狼顾，犹靠海内为一，挹彼注兹，暂救时日，然每遇大祲连歉，君臣蒿目而困于无策者，比比然矣。盖由先王经世大法堕失无遗。[3]

所谓&ldo;汉唐以后&rdo;云云，似即针对清代粮政现状而言。

全祖望说：今上即位，有意大用方苞。寻迁礼部侍郎。&ldo;诏许数日一赴部，平决大事。公虽不甚入部，而时奉独对，一切大除授并大政，往往谘公，多所密陈，盈庭侧目于公&rdo;；&ldo;公之密章秘牍，世所未见&rdo;；和硕履亲王尝曰：&ldo;其强聒令人厌，然其尧舜君民之志，殊可原也&rdo;。[4]

乾隆二年，方苞再以雍正八、九年间河南旱荒，&ldo;尽发数年所积仓谷五十余万石，兼截漕粮以散之，谷尚不敷，乃折银以代谷，而无谷可籴&rdo;的例子，证大灾大饥之必应备，复上疏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