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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第1页）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国，自身则为中国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化”。中国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这种力量在中国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

华洋杂处的香港、澳门，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国内地通过这两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国城、唐人街，又将多少中国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

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强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国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杀人、强奸、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国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日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说写到主人公出走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党政权的暗杀和迫害作家、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显然“开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电影、文学作品中，许多日本军官满嘴中国话，自诩为“中国通”，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究中国学，却精通中国的语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国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至少，普通话就说得要比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毛泽东及其他满口乡音的那么多国共两党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他们准得弄错。

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权，群士号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国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童看的。

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一九一五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著，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像“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五十九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像“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