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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3章（第1页）

李敖著《蒋介石评传》，有一句好玩的话，说蒋介石“意淫大陆，手淫台湾”。什么叫“意淫”？就是心由余而力不足，或者可望而不可及，只好靠“想象”来获得满足。而“想象”越是离谱，越说明目的的荒谬可笑。

韩少功在文章中说：“我赞成过文化‘寻根’，但不愿意当‘寻根派’；我赞成过文学‘先锋’，但不愿意当‘先锋派’；我一直赞成‘民主’，但总觉得‘民主派’的说法十分刺耳；我一直赞成世俗生活中不能没有‘人文精神’，但总觉得‘人文精神’如果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不是幼稚可笑就是居心不良。我从不怀疑，一旦人们喜滋滋地穿上了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会成为我们的盲区，这样的派别检阅只能走向肤浅而危险的历史伪造。”

这种“赞成什么，但不愿意当什么派”的句式，本来并不说明特别高妙的意思。比方，我赞成穿西装，但不愿意当西装派；我赞成数学，但不愿意当数学派；我赞成性交，但不愿意当性交派。不过，当你把“民主”、“人文精神”这一类词嫁接了进来，问题就陡然变得严肃了。我又不知道，“人文精神”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成为口号张扬和串通纠合”，以至于让他觉得“幼稚可笑”或“居心不良”了？根据前面韩少功的“想象”机制，我们可以合乎情理地“想象”一下，大约又有某个他不喜欢的人私下或公开说过关于“人文精神”之类的话让他不受用，于是他又开始“想象”了。“想象”它“如果”成为口号和串通纠合，“想象”人们喜滋滋地穿上派别的整齐制服开始检阅的齐步走。——这是在干什么？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景象么？要别人由“人文精神”滑向文化大革命，只要他“如果”一下就行了。真是“四两拨千斤”。不知这算是“强奸的学术”，还是“学术的强奸”，准确些应该叫做“学术的意淫”吧。

赞成文化“寻根”，但他不愿意当寻根派；赞成文学“先锋”，但他不愿意当先锋派；赞成“民主”，但他不愿意当民主派；赞成共产主义，他却当了多年的共产党员。党派党派，党难道就不是派？这样自我表白的清高，有什么意义呢。

1998年11月9日于河溪屯子

文学的独立与兼容

什么是官方文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号《北京之春》，发表了记者亚衣采访诗人贝岭的访谈录《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近几年来，贝岭一直以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身份从事文学活动。所谓&ot;异议作家&ot;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即&ot;持不同政见者&ot;；一类是文学上的反对派，即&ot;持不同文见者&ot;。有的作家既持不同政见，又持不同文见，那也只说明他是这两类的综合。前一类很好理解，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我们都能数出不少名字来。后一类则需要特别讲一下，&ot;持不同文见&ot;当然是相对于&ot;主流文学&ot;而言的，在文化极权的国家，主流文学也就是官方文学。但这种说法还是很模糊，因为它并没有界定什么是&ot;官方文学&ot;。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吗？--不见得。

如果我们承认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那我们就等于承认，包括许多异议作家在内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品，也都成了&ot;官方文学&ot;。如前苏联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诗人帕斯捷尔那克，……等等，他们的成名作和一部份代表作都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过，岂不都成了&ot;官方文学&ot;？这是站不住脚的。

即使异议作家们由地下和国外出版作品，事实上差不多也总是被&ot;官方&ot;认可和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岛》，茨维塔耶娃的诗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布罗斯基的诗，昆德拉几乎全部的小说，都在中国大陆的官方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但它们都不是中国或者别国的&ot;官方文学&ot;。用是否上过官方出版物来划分文学的际野，不能令人信服。

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极权国家的官方出版物上，&ot;主流&ot;与&ot;非主流&ot;文学，&ot;官方&ot;与&ot;非官方&ot;文学的分野、它们各自所占据的位置以及相互的融合与排斥，是很明显的。邓小平的&ot;改革开放&ot;时代，代表官方意志的&ot;新时期&ot;文学主流，前期是&ot;伤痕文学&ot;，后期是&ot;改革文学&ot;。至于其他杂色纷呈的各种文学流派，包括寻根文学、朦胧诗、新感觉派、新写实主义、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之类，至少在一开始总是与主流文学、与官方提倡的&ot;时代精神&ot;唱着不一致的反调。它们中间的一部份，尤其是写作手法，可能被主流文学吸收，其代表作家也可能被官方所接纳，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在文学上曾经扮演的反对派的作用，不能将它们等同于&ot;官方文学&ot;一棍子打死。文学与极权制度

贝岭基本上应算作后一类，即&ot;持不同文见&ot;的异议作家。他参加过民主运动，也批评过民主运动，但主要精力是花在反对&ot;官方文学&ot;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ot;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ot;。即使他也可以因此称作是一位&ot;持不同政见者&ot;，但作为一个异议作家主要表达&ot;异议&ot;的方面，仍是不同的&ot;文见&ot;而非政见。

贝岭认为，他是一个从未获得官方承认的作家。原因很简单，他的&ot;生活方式、美学、语言、乃至写作方式，是官方所不能接受的&ot;。这是官方的原因。他自己也有原因，&ot;那就是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我如何能够同毁灭者合作，或者企求它的承认？&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