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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第1页）

5山河大地尽是黄金满世界皆药物

明太仆寺由元之兵部的群牧所演变而来。太仆，古代掌马政之官。洪武六年，置太仆寺，是从三品的衙门，地点在滁洲。洪武三十年，为加大军备力度，在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处设立行太仆寺。主要职责是给国家养马。要说重要它决定战争胜负，要说不重要，则是死了也没人管的地方。若烽火四起，尤其与北边游牧族作战时，马是首要军需品。杨一清就从督陕西马政走向辉煌的阁臣生涯的。但王阳明不走这一经，他来滁州当太仆寺少卿，活活是孙悟空到天宫当个弼马温--正可引用《西游记》第四回回目来比况：&ldo;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rdo;。而那孙猴子还是个御马监的正堂管事呢。而王这个&ldo;少卿&rdo;是副职--他不敢说&ldo;君恩知我才堪此&rdo;之类的牢骚话，更没想到要像孙悟空那样&ldo;反了出去&rdo;。

他受儒家的影响太深了，深到了&ldo;良知&rdo;--灵魂深处，变成了&ldo;良能&rdo;。据钱穆说，宋儒的真正命脉实由范仲淹的&ldo;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do;的承当精神开启，欧阳修又在选拔人才诸制度上推行之，遂定下了将道学与政术合一的宋学传统。用章太炎的话说，直到梁启超用经术作政论尤不脱此习。

欧阳修一篇《醉翁亭记》使滁州风光永住人心。&ldo;五百年必有王者兴&rdo;，继欧阳者其微阳明乎?

阳明当庐陵尹时，未见对庐陵人欧阳修的评价，可能是语不涉道，无人记述。现在同来滁州当醉翁，亦不见对这位大人物的评骘，讲究&ldo;常快乐是真功夫&rdo;的阳明怎么就不呼应先辈的&ldo;乐其乐&rdo;呢?--在阳明眼里，欧阳太守的雅趣是标准的文人玩弄光景而已。尽管阳明也好山水之乐，但他之&ldo;乐其乐&rdo;不是消融于自然之中的滔滔浅乐，而是体证道心的天地境界的深美大乐。

督马政不同于当太守，没有多少日常事物。自然要想当好，为国家养、拔出批量的千里马，那也有一套制度管理上的大学问，也可以把人累得比黄花瘦。诸如给马屁股上盖官印，与养马户切磋饲养方法，改革官民混养的弊端，为那些镇国大将军们挑选千里马，好让他们去骑马定乾坤。一贯主张&ldo;事上磨练&rdo;的王阳明为什么不在这些事上显现手段呢?心学不是主张事无大小皆可证道么--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只是分工的不同嘛!他为什么不去研究马尾巴的功能呢?

显然他常说的万物一体理论是个&ldo;有限股份公司&rdo;，至少是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描述的那个宇宙：有限而无边。

他赞赏一句禅宗语录：&ldo;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rdo;，他认为这是合内外的至高境界，所以可以推测：若留恋美景是逐物，是在养育&ldo;放心&rdo;--不是放马的放，而是放跑的放。至于他不肯在马屁股上效忠君国，实在是因为他有情绪--克己的工夫还不够，还有随物宛转的心理波动。为给学生做榜样，也不愿意纵容有碍道体的私情，便尽量不说。至少不明说。

但还是留下了雪爪鸿泥：

凤凰久不至，梧桐生高岗。

我来竟日坐，清阴洒衣裳。

援琴俯流水，调短意苦长。

遗音满空谷，随风递悠扬。

人生贵自得，外慕非所臧。

颜子岂忘世，仲尼固遑遑。

已矣复何事，吾道归沧浪。

这是他的《滁州诗三十六首》之第一《悟桐江用韵》。他无法像欧阳修那样乐起来，因为他还在政治的边缘，生命意志和能量尚未投射出来，压抑得很，心苦音悲。自从结识甘泉子以来，就接受了甘泉的自得之学，并以此作为心学的基本修练法门，反对任何&ldo;外慕&rdo;的行为和倾向。但这首诗的真正重点却是最后两联：我既使是颜回--就算是颜回也没有忘世，孔子还周游列国想方设法的出来行道呢!但是我道难行，只有当沧浪濯缨的隐士了--这显然是不得已。

正因为他有这种心态，才怀疑号称大隐隐于朝的东方朔并非真隐，才明白了最后屈从王莽新政的杨雄是误解了《太玄》，当然&ldo;混世也能随地转&rdo;，但他还是既不愿意同流和污，也不愿意没世而名不称。

他到达滁州是阴历十月，虽进入冬季，但那种偏北的南方还正是好季节，他从山阴领来不少学生，又来了不少新同学。而且天高皇帝远，他又无须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正是吃官粮讲私学的好时节，再说滁州是四通八达的交通地段，即使四面环山，但依然有&ldo;往来不绝&rdo;的游人，在欧阳修时代已然，在明代更是如此。再加上王阳明在京师讲学如甘泉说已然&ldo;有声&rdo;，滁州比山阴&ldo;办学&rdo;条件要好多了。总而言之：&ldo;从游之众自滁始&rdo;。

今天，人们给孔夫子安有七、八个&ldo;家&rdo;的头衔，都根源于他开门办学这个基业。中国儒学的真命脉是士子儒学而非官方儒学，书院则是他们的根据地，在清中叶之后的书院变成了官方学校的附庸之前，古代书院教育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教育基地。

6六通四辟

众所周知，宋明书院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不可忽略的一页。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动情的指出：&ldo;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王」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朱」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东林者益本经义推之政事，则仍北宋学术真源之所灌注也。&rdo;

东林书院名垂青史。但东林的宗旨一是矫挽王学之末流，一是抨击政治现状。而在阳明在滁州开始广招天下士时，东林书院刚刚擗划，阳明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东林书院记》，正好填补了鲜有人道及的这一段东林历史。人们都从宋朝的杨龟山一下子跳到明万历的顾宪成兄弟。据阳明此文说：杨龟山死后，其地化为僧区，沦为佛、老讲授训诂词章的地方，长达四百年之久。明成化年间，邵泉斋「可能是邵半江，成化进士，诗人」&ldo;收复&rdo;这片宝地，在此聚徒讲学，他当时还是个举人，后来中进士走了，这片地又荒了，归了无锡的一个姓华的人，这个人是邵的学生，邵在正德八年「癸酉」退休又回到这里，华氏主动让出来给老师办书院。这个地方在无锡百渎，东望梅村二十里，周初泰伯退让王位曾躲避于此。王阳明除了赞扬邵从佛门夺回这片地盘，以上接杨龟山的儒脉，就是赞扬华氏有泰伯遗风--这些都是抵挡佛风和辞章讲诵之习的宝贝。

现在，尽管他还没有打出书院的名号，但已有了书院之实。在京城与山阴都还是小范围的讲论。现在他身边聚集了上百学生，都是纯粹慕名而来的自由学子，与贵州的龙岗书院情况也大不相同。那里还是借船出海，现在是独立自主的了。但他的气质、秉性决定了他的教学风格是一以贯之。既不照本宣科地死抠经义，也不像朱子那样用注解经书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更不为了科举考试的升学率而想办法外结学官内搞管卡压。他搞的是德育至上的素质教育，领着学生白天去游琅邪山、去玩酿泉之水。月夕则与学生环龙潭而坐，百十人&ldo;歌声振山谷&rdo;「《年谱》」。琅邪山，离滁州古城五里。东晋元帝司马睿当琅邪王时曾避地此山，故名。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头即是：&ldo;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而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两山之间者，酿泉也。&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