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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第2页）

我们在敌后工作，不适合开会，我和书记齐庆斌兄也都不喜欢开会，无论什么形式的会

议，如工作会报、干部会谈等，全没有举行过，就连三个人以上聚集在一起谈问题的时候也

不多。对于时有时无的难题，通常由我和书记商量作成决定后，卽交付实行；担点责任的，

可能遭到非议的，用掉报不了账的，我就径自作主解决，只有作不了主的，那就非向上级请

示不可了。总之，绝不用开会解决问题或研究问题。那么是不是所有在陷区的工作单位都一

样呢？据我所知，那倒不一定。

「上海区」的同志们，不分上下内外，大家都很看得开，想得明白，当然，由于本身工

作的特殊性与严肃性，也都有着一份强烈的荣誉心和使命感；所以从来不闹结党营私、派系

倾轧那种有损无益的事。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说：「谁是谁的人；他们是一伙的。」这话的意思，

已经表示出有这种现象存在了。照说，大敌当前，一致对外，原不该有这种情事发生，可是

人类的弱点太倾向于自私，所以有些方面依然难免。「上海区」之所以没有受到感染，固与

情报组织有其先天的隔离性和军统局一贯的革命作风有关；但也可以说是有赖于同志们的自

觉以及本人一视同仁的结果。笔者曾以「区长」身份，对「上海区」的工作同志们，广泛的

说过这么几句话：如果有人问我是谁的人？我将理直气壮的回答他──我是中国民国的国

民、我是「军统局」的工作同志、我也是一个为政府所用的工具。

接着再谈谈赏罚宽严的问题。笔者心里明白，如果上级对我不宽厚的话，不是老死在监

牢里，就早已经到极乐世界深造去了，因而我一向主张对部署得宽容者且宽容。先讲个小故

事作为例证。我的前任「上海区」长在职时，有一位管庶务的工作同志，名张维贤，上海本

地人，才二十几岁，「军统局」主办的某一训练班毕业后，分发上海工作，暂派区部办理庶

务。年轻人，花钱没有计算，一次，他把买东西的钱用亏了，交不了账，不敢回来，在彷徨

无计中，只有开旅馆住下来再想办法。此刻，「上海区」其它的人不见张维贤回来，大家都

急的不得了，怕的是他被人家抓去了。

再说张维贤在旅馆住了两天，不但想不出办法，连住旅馆的钱也付不出，而旅馆里又逼

着他要钱，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打电话到区部要求派人带钱把他赎回来。这件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