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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7章（第1页）

李健的沉默，换来的是更多人的发言。在一片讨伐声中，开始出现支持王韬的声音。

首先是统辖四省改革的方举赞，他在上海发行的《申报》上刊登文章，名为《西方三权分立和盛唐的行政三分》，充分阐述了政府内权利制衡的优点和好处。建议政府充分完善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

方举赞和王韬一南一北，形成了强大的政治舆论导向。

当然，也有意见不同者。政府高级顾问，山西大儒徐继畲在南京写文章也发表在《申报》上，题目是《中国需要总统还是皇帝？》。文章赞同资产阶级改革，但是他同时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皇帝，这是中国社会现实决定的，他赞同君主立宪制。

徐继畲的说法很能让中间派人士接受，舆论反响剧烈。他的文章一出，连随他刚到南京的李鸿章也坐不住了，提笔写文章投稿《申报》，题目是《中国需要一位皇帝》。文章主张在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适当的维护和加强皇权，应该给皇帝更多的权利。他的文章很受保守派的欢迎。

汉斯也不甘寂寞，发表了《国家与民族的融合‐太平洋两岸的统一》，文章认为只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才能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大。

申报连续发表政府要员和在野知名人士的文章，舆论风暴的中心一下子从广州转移到了上海和南京。

此时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们并没有人参加这场社会大讨论。直到第一军三师政委蔡邦道在《广州日报》上发表文章《坦克和民歌‐讨论对民众的引导》再将人们的视野转向南方，同时军队中也有高级将领参加了讨论。

蔡邦道形象的比喻，如果坦克代表政府的强大，那么民歌代表民心的归向；如果坦克代表新兴的革命，那么民歌代表传统的承传。文章从江西百姓传唱《十送红军》说起，建议政府应该重视引导民众，开启民智。坦克和民歌，除旧革新和传统承传，这两样东西是不矛盾的，人民接受坦克的同时嘴中唱着民歌，这样不是更好吗？只有在传统承传的基础上才能顺利的推行革命，他提醒重视舆论引导的同时应该注意方式方法。无论将来国家推行何种政策，民众的引导都是前提基础。

王韬抛砖引玉，对各种言论都包容兼并。一时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观点展开了激烈的大讨论，大江南北洛阳纸贵，报纸的发行量猛增。

此时王韬反倒像个没事情的人一样，伴随着南北大讨论，一道道政令不断发出。特别是政府全面通过了方举赞的经济改革方案。不过王韬依然对改革方案提出了许多限制。比如，对于金融市场，政府依然会加强控制，并且对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加强制度化管理。对国有大型企业出让股权，增加了很多硬性规定。国家必须为股份所持最多的一方或者至少拥有45，外国资本最多能够用有20。这些限制主要是为了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避免日后形成的垄断资本蚕食控制国家经济，妨碍国家对经济的正确引导。但是国家对于投资社会基础建设进一步放开了限制，比如，修筑公路，铁路，码头港口等等。无论外国资本还是本国资本都可以独立承担，国家还能无偿给予必要的技术指导。对私人投资小型企业政府继续维持原来的鼓励政策，限制更少，鼓励私人小型企业发展。

热热闹闹的大江南北完全没有严冬即将到来的景象，报纸上每天都能看见重大的新闻事件。大讨论依然占据主导，王韬新政令颁布之后的第二天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大新闻。

第六章太平洋攻略第九节运筹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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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政府统领四省行政的行政长官，方举赞在新政策出台后第二天便在上海宣布公开拍卖江南制造总局45的股份，这45的股份底价是900万两白银，被平均分成三份一起拍卖，每份15。价高者得。若个人无法筹集如此庞大的资金，可以以集体集资的方法竞投。

稍候，政府还会将康健银行兼并的十几家银行票号重新组合再完全出卖。方举赞把它们重新组合成阜康银行（原阜康钱庄）、日升银行（原日升昌票号）、大盛银行（原大盛魁）三家银行。

然后再出卖的是威龙商号、大盛魁商号。威龙商号主要业务集中在南方，大盛魁集中在西北。

很多商人、财主对江南制造总局的股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一旦成为股东，不但可以给自己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最重要的是成为股东也等于拥有了护身符，再也不用担心政府对富人的镇压清算。

而外资因为新政府过多的限制，对直接购买股份没有兴趣。他们更愿意和中国商人合作，这样操作风险会很小。

所以真正有实力购买全部45股份的大致有四个方面，首先是晋商代表蔚泰厚银行（原蔚泰厚票号）财东侯荫昌，总经理毛鸿翙。还有同样是晋商代表合盛元银行（原合盛元票号）东家张廷将，郭嵘，总经理梁寿昌。再有就是南方新兴的粤商，高钰、赵厚田等人。最后参加竞争的人是徽商代表胡雪岩、刘庆生。

就实力来说晋商最财大气粗，蔚泰厚银行和合盛元银行早年就和康健银行合作，加上他们和政府高级顾问徐继畲关系密切，这几年来业务蒸蒸日上，赚了很多钱。但是蔚泰厚银行和合盛元银行这次分开竞投，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