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南京大屠杀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ldo;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rdo;,日本陆军省于1940年9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详细列举&ldo;中国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rdo;,要求每一军官&ldo;应时时记忆在心&rdo;。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ldo;不当行为的特质&rdo;作出恰当的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588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420人犯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312人犯强奸或强奸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杀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计。攻占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300名中国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ldo;刀劈百人竞赛&rdo;闻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区又分为&ldo;治安区&rdo;与&ldo;准治安区&rdo;两种。&ldo;治安区&rdo;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国人出面组织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ldo;良民&rdo;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ldo;准治安区&rdo;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军之类小股抵抗力量进行骚扰。在&ldo;治安区&rdo;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人、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ldo;准治安区&rdo;则军纪不保,犯罪行为常与&ldo;军事行动&rdo;一同发生。
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为,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三是树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借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终达到征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得在&ldo;治安区&rdo;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ldo;同文同种&rdo;,宣扬&ldo;共存共荣&rdo;,宣扬&ldo;讨蒋爱民&rdo;,也就是实行&ldo;王道&rdo;,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ldo;欺骗&rdo;,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国老百姓,确实具有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ldo;天地之间有杆秤&rdo;?
以中国人的感情,强奸、轮暴是比杀头更难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写抗战的书籍中,似乎日本侵略军只强奸中国妇女,而较为优待第三国尤其是西方人士。这样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只不拿咱们中国人当人。事实并非如此。较为优待的是没有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ldo;西方人士&rdo;。一旦开战,凡敌对国家,都没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国女医护人员落入日军之手,被关到地下室摧残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女医生战后回忆,这段日子她们每人每天要被至少10个日本人强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17人强奸。另据一位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东京国际法庭的证词,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阵地的170名英军及伤员被俘后全部杀害,7名女护士(4中3英)均遭奸杀。荷兰妇女也曾遭到类似的暴行。在对待战俘和战败国方面,倒是东西方&ldo;平等相待&rdo;的。电影《桂河大桥》,真实反映英军俘虏被迫当奴工的故事。1942年4月,马尼拉沦陷,美菲俘虏及难民共8万人在转移至收容所途中,约有17,000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美军士兵1200名。西方人称之为&ldo;死亡之旅&rdo;。1944年12月,&ldo;马来之虎&rdo;山下奉文在帕拉万岛一次烧死150名美军战俘。
为了通过&ldo;正常渠道&rdo;排泄士兵的兽欲,日本军部特意建立&ldo;慰安妇&rdo;制度。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妇女,还有一部分台湾地区和中国内地妇女,甚至西方妇女,但日本妇女也不在少数;有许多是被迫的,被强拉的难民,甚至是女战俘,但也有&ldo;为圣战而贡献青春&rdo;的妓女。&ldo;慰安妇&rdo;们以自身遭受摧残为代价,多少缓解了沦陷区广大妇女的遭受蹂躏的压力。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时任日第十一军团长的冈村宁次中将,曾对军中不能杜绝强奸罪行十分气恼,下令宪兵分队长重藤宪文中佐亲自坐镇,加强安抚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军法会议处理。当听到法务部长、宪兵队长为罪犯辩解,认为不能构成犯罪时,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说!我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状吗?我们出兵不是号称&ldo;圣战&rdo;吗?
这是个&ldo;圣战&rdo;的样子吗?(陈道阔:《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
就是这个后来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节以&ldo;贯彻爱民方针&rdo;为题,记载了1940年2月召开的一次师团长、参谋长会议,他的参谋长讲的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