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李世民接到奏章后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前往于阗召回玄奘,并嘱托于阗王悉心照料,保护入境。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玄奘一行在以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为首的文武官员的陪同下,走进了长安城大门。玄奘法师在历时十八年的西游后,终于回到了帝国的首都。
玄奘带回国内的物品包括:如来佛祖舍利一百五十粒;高三尺三寸和三寸的黄金佛像各一座、高低不等的檀木制佛像四座、四尺高的银制佛像一座;各类佛教经典共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
虽然受到了官方的热烈欢迎,并得到了优厚的物质待遇,玄奘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却丝毫没有动心,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十八年前立下的誓愿。此后的日子,除了奉命口述自己的经历,并由弟子辩机笔录撰写《大唐西域记》之外,玄奘再也没有过问过俗世事务,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经文的翻译工作中去。
由于玄奘通晓经、律、论三种佛典,因此也被称为三藏法师。对于三藏法师所领导的翻译事业,以皇帝为代表的最高领导阶层给与了鼎力支持:委任玄奘为翻译工作总负责,全面主持经文翻译工作。为确保翻译的经文质量,政府在全国范围选拔精通佛典的人士前往长安从事翻译。初稿译成之后,再由文学水平较高的官员予以加工润色,使文字更加通顺流畅。
其间,唐太宗在看了部分译稿后,曾亲自撰写了一篇《大唐三藏圣教序》,高宗李治也曾作《述圣记,以示皇家对翻译事业的重视以及对玄奘法师的崇敬。
从公元645年到664年,玄奘和他的工作团队共译出《菩萨藏经》及《瑜伽师地论》等经书七十五部,计一千三百三十卷。
此前,中国的佛经,更多的是师徒口舌相传,没有文字记载或虽有书面记载但无梵文原著对照,以致于流传多年之后版本甚多,内容难免混乱。而这正是当年玄奘远赴天竺留学的直接原因。
玄奘归国后,凭借多年积攒的精湛的中、梵文功底,在翻译佛经时真正做到了文字贴切、语句畅通、语义清晰。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玄奘法师除了保持中、梵两种文本内容的一致外,还创造性地摒弃了以往翻译佛经惯用的骈体,改用更加通俗易懂的写法,使得佛经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和理解。他的这一创新,与唐末韩愈等人提倡的古文运动颇有些相似之处。可以说,玄奘法师不仅是一位佛学家和翻译家,更称得上是一位文学家。
公元664年,玄奘法师在紧张的翻译工作中圆寂于西安的玉华寺(现名玉华宫),享年六十九岁。消息传出,举国悲恸。为表示哀悼,唐高宗宣布罢朝五天,以此悼念国家就此失去的&ldo;国宝&rdo;。出殡那天,据说从四面八方赶来送别的人数高达百万之众,大家都是自发前来,以此来表示对这位德高望重、才学兼备的高僧的缅怀。
玄奘虽然离开了人世,但他开创的大乘佛教唯识宗却在他和弟子们的不懈努力下兴盛起来。由于唯识宗讲究因明之学与逻辑推理,因此从近代开始,又得到越来越多各方人士的关注,现在的不少佛学院里都有唯识这一专业。
同时,因为印度多年饱受战乱,变迁频繁,许多历史资料已无从找寻。而由玄奘与弟子辩机合作完成的《大唐西域记》,也就成为了现存的研究古印度和西域历史的最重要史料之一。
第三十三章西域攻略
西域在贞观初年还是一片小国林立的局面,和汉朝时相差无几,只是当年的匈奴被突厥所取代。而上文提到的高昌国,在这些小国中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
高昌,这个自公元460年便已存在的王国,世代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双方一直相安无事。
公元601年,麴伯雅成为了新一任高昌国王。他继承了祖辈们的传统,于隋炀帝杨广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入朝参拜,被炀帝拜为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爵弁国公,后再封为高昌王。
除了在政治上对麴伯雅的地位予以确认外,隋政府还采用联姻的方式对双方的关系加以巩固:皇室亲戚宇文家的一位小姐被破格提拔,封为华容公主,嫁给麴伯雅为妻。此后,麴伯雅一直跟随在隋炀帝身边,并陪同领导一起前往辽东,共同视察了隋朝对高句丽的第一次战争。
公元612年,麴伯雅返回高昌。但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离开自己的位子四年之久,国内难免会出些乱子。很快,高昌国内便发生了一次宫廷政变。
对于这次政变发生的真正原因,到现在学术界都没有能够取得一致。有人认为是麴伯雅推行的汉化改革措施招致邻近国家和部落的敌视,于是他们便煽动高昌政界高层发动政变;有人认为是觊觎大权的野心家趁麴伯雅入隋之机大肆扩充势力,一举发动政变;还有的看法是与麴氏有矛盾的高昌其他贵族的所为。
不管真正的原因如何,结果是麴伯雅被赶下了台。
万幸的是麴伯雅逃得一命,他和几个忠于自己的手下带领着一部分军队投奔了西突厥。
公元619年,养精蓄锐7年之久的麴伯雅在友邦西突厥的大力支持下,以儿子麴文泰和大臣张雄等人为得力干将,漂亮地杀回了高昌,复辟成功。
此时正是唐朝建立的第二年‐‐武德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