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朝换代空有其名,导致晋朝朝堂在建国之初就存在着严重的裂痕,新朝堂的臣子们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的恩恩怨怨不计其数,都被继承了下来。在《晋书》中,关于开国元勋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有些甚至已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冲突原因则都被简单归纳为个人道德的高下引发的分歧,不过显然这种解释失之笼统,失之肤浅。
例如《晋书&iddot;贾充传》记载了贾充与任恺、庾纯的矛盾:&ldo;(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rdo;
《晋书&iddot;裴楷传》记载了裴楷对贾充的不齿:&ldo;(裴)楷对(皇帝)曰:&lso;陛下受命,四海承风,所以未比德于尧舜者,但以贾充之徒尚在朝耳……&rso;&rdo;
《晋书&iddot;和峤传》记载了和峤对荀勖的鄙夷:&ldo;(和峤)迁中书令,帝深器遇之。旧监令共车入朝,时荀勖为监,(和)峤鄙(荀)勖为人,以意气加之,每同乘,高抗专车而坐。乃使监令异车,自(和)峤始也。&rdo;
《晋书&iddot;冯紞》记载了荀勖、冯紞与齐王攸的矛盾:&ldo;(冯)紞与(荀)勖见朝野之望,属在齐王攸。(齐王)攸素薄(荀)勖。(荀)勖以太子愚劣,恐(齐王)攸得立,有害于己&rdo;
《晋书&iddot;任恺传》记载了任恺对贾充的仇视:&ldo;(任)恺恶贾充之为人也,不欲令久执朝政,每裁抑焉。(贾)充病之,不知所为。&rdo;
于是两人相互陷害,贾充先设圈套要将任恺赶出中枢,计划未遂;任恺反击,也设圈套要让贾充远离中枢,到关中去带兵打仗。贾充吓个半死,急忙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才避免了上战场。
《晋书&iddot;任恺传》总结说:&ldo;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rdo;
对于皇帝而言,他很乐意看到臣子之间有适当的分歧甚至敌意,因为那会增加臣子对他的依赖,有助于他树立君威,有利于统治。某些精于帝王术的皇帝甚至会有意挑拨臣子间的关系,好让他有机会做伟大而公正的仲裁者,令臣子忽而感恩戴功,忽而震慑于君威难测,从而心悦诚服,不敢有异心。
但是大规模的党争是所有皇帝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那意味着失控,意味着分裂,是灾难的萌芽,有能力掐掉这个萌芽的只有皇帝本人。可是司马炎无法做出裁决,一方面他无法容忍这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另一方面&ldo;太子不令&rdo;又是铁铮铮无法掩盖的事实。
那么换一个儿子做太子又如何呢?
这样做的风险只会更大。
首先,皇嗣非小事,汉高祖当年动过换太子这个念头,不仅没成功,反而连累爱子刘如意被毒死;汉景帝也动过这个念头,他成功了,但是废太子刘荣不得不被杀掉以除后患;汉武帝更是不得了,逼得太子刘据发兵造反,父子俩在长安城内兵戎相见,死伤数万人,如果不是侥幸有霍光这种贤良匡危济世,大汉的江山只怕不用等王莽来篡夺,就已经终结。
其次,即使新太子顺利册立,他不是嫡长子,所以嗣位有先天的致命的缺陷,倘若他像齐王攸一样誉满天下或者立有殊功,倒也可以补上缺陷堵住悠悠之口,偏偏司马炎其余诸子都还年幼,养在深宫无人识,都不足以服众。新太子失去&ldo;嫡长子&rdo;身份的保护,在齐王攸面前更加不堪一击。
再次,倘若要另立太子,换哪个儿子才好?司马炎当时儿子已经不少,后宫诸嫔妃许多来自高门大户,朝中势力错综复杂,此禁一开,人人进行政治投机要立这拥立之功,然后各自结党交通,这朝堂就一片混乱了。原本齐王一党与太子一党就已经势成水火,如果再冒出新太子一党、诸王子一党,一团混战,那岂不是国将不国?
当时国家内忧外患,江南未平,蜀中新归附人心不稳,而在北方与西方,匈奴人、鲜卑人还有羌人不服朝廷,屡次叛乱。如果此时因为皇嗣的问题,使得中枢洛阳也人心浮动,甚至大动干戈,那后果还真是难测。
想着想着,司马炎背上全是冷汗。
一开始司马炎打算采取驼鸟政策,毕竟自己正值壮年,太子也还年幼,不妨先搁置不提。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皇帝在皇宫里的式乾殿摆下宴席,请两党的首领贾充、任恺赴宴,趁着大家喝酒高兴,皇帝说:&ldo;朝廷宜壹,大臣当和。&rdo;
贾充、任恺立刻向皇帝俯首认错。劝和的效果非常好,宴会很和谐,两位宿敌相逢一笑,君臣尽欢大醉而归。
但是酒席上说的话都是算不得数的。贾充、任恺酒醒之后,一琢磨,以前吵吵闹闹的,心里还顾忌着被皇帝知道了影响形象,现在皇帝都知道了,竟然没有怪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皇帝的态度是无所谓啊,既然皇帝都无所谓了,那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继续吵!
于是继续斗得昏天黑地。
司马炎被闹得头痛死了,他意识到,指望那帮家伙幡然醒悟、和平共处,看来是没希望了。自己再装糊涂,他们就要以为是真的糊涂了。司马炎开始显露自己的态度,不久,任恺、庚纯先后被罢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