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书辉小的时候,他就一直隐隐约约的有一种感觉:世界好像在不断提速。
他刚产生记忆那个时代,也就是八十年代末。他生活的地方还不能经常的看到汽车。国营兵工厂里,也只有作为副军级领导的总厂厂长和党委书记能坐得上轿车。各分厂厂长的座驾,大部分还都是那种绿色的北京吉普。
等到他九十年代初上初中的时候,在他家那里,就开始可以看到很多小轿车的身影了。其中日本车多,欧美车少。在东北边陲的一个小城里,从北京吉普也不多见,到小轿车满街跑,不过才用了几年的时间。
等进入新世纪,他初中毕业的时候。手机这个东西就出现了。他上高中的时候,已经就有家庭富裕的同学配了手机。手机在那个时候,对于王书辉,还属于有钱有势的人家才能有的奢侈品。
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就用打工的钱,买了自己第一部手机。因为那时候,手机已经成了每个人都有的必需品了。连收破烂的人都有一部。
王书辉研究生毕业,到大学里当老师的时候,因为学生们经常嘲笑他的古董手机,他不得已花了四百多块钱,买了一部国产的手机。这部手机可以上网、可以发微信、可以拍照片、可以……,可以……,反正有用没有用的功能,它全有。
只在手机这一件东西上,王书辉产生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工业化本身就是一种正义。
想一想,难道不是这样么。从新世纪初到他上大学这四五年的时间里,手机从干部家庭、富商家庭的子弟才能拥有,到王书辉这个准孤儿,靠一个月打工的钱就能买到。他不认为这是谁的恩赐或者赏识,自己的财富也没有实际性的变化,自己仍旧是一个一文不名的无产阶级。
但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推动的微电子工业技术的全速发展,让自己这个无产阶级,在使用手机的问题上和既得利益阶层享受了相同的待遇。
当然了,那些既得利益阶层还可以花更多的钱,去享受订制待遇,或者花更多的钱,给自己的手机穿金戴银镶钻石。可是,手机仍旧是手机,至少在通讯问题上,自己这个无产阶级和既得利益阶层是完全相同的待遇。
王书辉就是认识到了工业化的发展,在技术层面是不自觉的有利于普通劳动者之后,才除了在大学时代上了几天公知母知的贼船以外,一直坚持科学的思想理论的。
穿越后的王书辉在亲身的体验了封建农业社会的实际状况之后,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工业化的正义性了。
比如说,在教育问题上,他就感到,要是没有工业化,没有自己建立起来的初级的,现代社会乡镇企业水平的小工业基地。想要对三千多个五岁到十五岁的青少年进行普及教育,那完全是扯淡。
没有砖瓦厂,就没有小二层的教学楼和宿舍楼;没有钢铁厂和水泥厂,就没有生产水泥预制板需要的钢筋混凝土来盖教学楼和宿舍楼。没有化工部门,就没有夜间上课必须的煤气灯。没有造纸厂和印刷厂,就没有课本和作业本。没有机械加工厂,就没有蘸水笔。没有……,就没有……。
反正要是没有工业化,像这样快速的建好一所三千人的学校,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有人说,在古代社会里依靠手工工匠也能做到这些啊。这话倒是没错。可是,依靠手工工匠,能在三个月内完成这些工作么。一栋栋教学楼、宿舍楼,一片片操场,一车车的课本和文具。这些东西,都是王书辉在三个月的时间里,让复兴会的各个部门完成的。
在公元1621年年末这个时空里,王书辉没有办法进行横向比较。作为东方世界最强大的政权,明王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也没有自己即将建立的复兴学校规模大。而在西方世界里,无论是正处于衰落阶段的西班牙帝国,还是其他正在兴起的海盗国家,也都没有三千人规模的学校存在。
王书辉正在筹备建设的这所学校,虽然在现代社会,也就是个县城中心小学的水平。但是,在这个时空里,她却实实在在的是个巨无霸。
王书辉虽然自认为自己是个有水分的工业党人,但是,他毕竟是个学社会科学出身,从事社会知识教育的文科僧。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同时,他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穷的。他是个工业党的拥趸,可在实践层面上,他更是个毛老人家的信徒。毕竟,中国的工业化基础,是毛老人家,用他自己的理论和意志完成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立场,他才会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对教育事业这么上心。因为王书辉有一种非理性的感觉:自己在明朝末年,这第一批真正的学生,才是未来工业化中国建设的骨干。中国第一个科学家,中国第一个工程师,中国第一个设计师,等等等等的各方面,各领域的工业化新中国的第一个,都将会从自己的这批学生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