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扯淡
阎崇年被打与美化纳粹行为
作家阎延文:
质疑阎崇年先生“民族矛盾史观”,精神产品应如何问责?
阎崇年先生被“掌掴事件”,在学术界前所未有;更前所未有的是,对“掌掴”这种任何文明社会都认为不可取的方式,多数公众却给予理解同情,掌掴者黄海清也得到大量网民的热情力挺。最近几天,我留意了几大门户网站的调查,网络民意几乎呈压倒优势,民意数字十分惊人——新浪网调查:高达5384的民众表示坚决反对阎崇年观点;4342表示阎崇年该打;人民网调查:你如何看待央视‘百家讲坛’栏目?建议取消的占62,认同具普及知识趣味性强的只占5;tv复兴论坛调查:同意“阎崇年就是历史学界周正龙”的比例,竟高达8145……很多人指出:“这就是民意的体现!”
难道大众仅仅因为渴望平等话语权吗?仅仅因为遭到明星学者和央视“百家讲坛等强势传媒的拒绝吗?仅仅因为阎崇年先生拒绝与大众对话、更与于丹教授在北京图书节“重兵护驾”签售亮相,以至与大众情感对立吗?我以为,这只是掌掴事件的表象;而真正的动因,是中国大众与阎崇年先生历史价值观的分歧。
不少网民指责阎崇年先生“美化清廷”、歌颂暴力血腥、伤害汉民族感情、“挑起民族矛盾”。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
一.阎崇年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是否激起了不应有的民族矛盾?
浏览《康熙大帝》和《明亡清兴六十年》,阎先生的历史评说,紧紧聚焦在“民族”二字上:不仅把明亡清兴60年归结为汉满民族之争;而且上至辽金时代,下至孙中山民主革命,所有历史兴替都是民族问题,甚至一直“影响到今天”,从而把中国一千年来的历史,全部归结为“民族”问题,用民族战争和民族矛盾这个视角加以重新梳理。历史发展的推进力量被阎先生解读为“民族矛盾”——“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
书中论述:
“辽朝与北宋对峙,金朝与南宋对峙,党项建西夏,蒙元取代金朝,都有民族问题……总算一千年。折腾来,折腾去,都离不开“民族”二字。”——《康熙大帝》,第288—289页
“这个敏感的民族情结,一直影响到今天。”——《康熙大帝》,第203页
阎崇年先生紧扣“民族”二字,把中国历史的其他内容,包括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宋元海丝之路与中国文明的对外传播等,都在有意无意中忽略不提。经过阎先生的筛选剔除,“民族争端”就成为推进中国历史发展、决定历史走向的核心力量。甚至“辛亥鼎革、狂飙突起”,结束四千年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阎先生看来,仍然是“民族矛盾”的极致爆发——“清廷最后还是亡在了民族问题上。”(《康熙大帝》285页)
至此,民族矛盾被阎崇年先生突出到前所未有的位置,又通过“百家讲坛”这样的强势传媒,传播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为行文方便,本文暂且将之命名为“民族矛盾史观”。当然,这种理论的最终命名权,还应属于阎先生本人。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历史学界形成“唯物史观”、“唯心史观”、“地缘历史观”等诸多学派。但无论哪一家学派,都要被历史的前进方向所验证。在中国,书写“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曾明确提出:史家治史之目的是“述往事,思来者”,“通古今之变”。可见,每一种新的历史观,既要能解释历史,更要能印证于当代,预见于未来。按照学术规范,如果将阎崇年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印证于中国社会的当代,并预见中国社会的未来,会产生怎样的答案呢?难道今天的中国历史,仍然是以“民族矛盾”为核心吗?难道中华民族的未来,还要在“民族问题”上“折腾来、折腾去”,用民族之间的血腥暴力来推动历史发展吗?
这种疑问,引起了我对阎先生“民族矛盾史观”的担忧。如果阎先生只将“民族矛盾史观”这种标新领异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在个人书斋中玩味,或与一二学者同道探讨,负面效应还甚微;而一旦将其推向大众,就要考量“精神产品”的社会效果了。更何况,这种推出不是透过一般的传播渠道,而是借助当下最强大的电视传媒——全国收视第一的中央电视台和无数大众媒体的强势传播,放大升级、猛火爆炒,仿佛烈焰逼人的大火球,使中国大众都被阎先生的“民族矛盾史观”搅动,不自觉地把文化焦点聚焦到民族问题上来。
浏览网络可见,当前无论“挺阎派”还是“倒阎派”,公众情绪已经完全被阎先生引导到民族争端上,有网络评论直言:“大家如果把所有跟贴都看一遍,第一个会想到什么?我是看到了严重的思想对立和民族对立。”更有情绪化的网评,以“满族遗老”,“大汉族主义”,“新”等言辞互相辩争,唇枪舌剑风起云涌。其现象是,人人都在说民族,人人都在讨论民族争端;其结果是,原本波平浪静的民族话题,被阎崇年先生和百家讲坛曝光到公众热议的风口浪尖,民族问题也就成了公众性的文化事件。从个人来看,阎先生是成功了,不仅轰轰烈烈地掀起了一场民族争端的大众论战,而且使私人性的“民族矛盾史观”放大到公众话语空间,甚至远播海内外,爆炒到如火如荼的程度。但是,从中国文化的全局来看,这种民族争议的爆热,难道不值得担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