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而各企业实行集约化经营后尽量减少用工,失业问题逐渐严重起来。
1963年失业者230272人,失业率636%,1980年失业者增b至784499人,失业率达到1214%。
b南斯拉夫是最先引进外资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1967年就通过了《外资法》。但由于担心被指责为&ldo;出卖主权&rdo;和
1《南斯拉夫统计年鉴1983年》,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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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让外国资本剥削国内工人&rdo;
,南为外国投资规定了种种限制,如赢利的部门不准外国投资;外资的份额不得超过49%;合资企业的领导由南公民任正职,外资代表只能任副职;合资企业内要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想方设法鼓励外资的赢利继续在南投资,对利润汇出规定了种种限制,等等。
这些规定使外国投资者裹足不前,他们宁可向南企业提供贷款以购买他们的设备和专利,而不愿冒巨大的风险与南合办企业。
结果在1967~1984年的17年里,南引进外资只有2亿多美元,为同期所借外债的1%。
这个阶段南社会主义自治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某些缺陷开始暴露出来。
南过早地和过分地强调国家经济职能消亡,取消了联邦宏观调控的权力和能力,以致形成了各共和国的权力中心,增大了离心倾向。
在联邦各机关中普遍实行各共和国平等地派代表的原则,这样做一方面造成新的实际不平等,使发达共和国的人才不能在联邦机关中得到充分任用,另一方面联邦机关中的代表,由于受所派共和国的约束,在共和国的利益和联邦利益发生矛盾时,很难顾全大局,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联邦议会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各项法律和决议必须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代表团一致同意通过。这种议事规程对于尊重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在经济问题上的自主权,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防止联邦机关的瞎指挥,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协商一致原则被滥用,往往使得重大的经济问题&ldo;议而难决,决而难行&rdo;
,贻误时机。
南把企业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交给直接生产者,这对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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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增强他们的主人翁地位有重要意义,但在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和劳动者觉悟水平的条件下,职工总是更多地注意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较少地考虑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因而在企业的分配上,只注重消费,不注重积累,想尽量多分少留,甚至不留。结果积累率不断降低,企业缺乏发展的后劲。
70年代企业的投资有相当大的部分要靠外国贷款来解决。
联邦的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数额不少(每年有10多亿美元)
,对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基金的提取比例较高,而且发达共和国中的不发达地区得不到这种基金的资助,所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把提供基金当作负担。另外,社会计划中规定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合办企业并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提供援助的指标,由于各方的利益矛盾,一直未能实现。结果援助的资金有相当大的部分只起到&ldo;输血&rdo;而不是&ldo;造血&rdo;的功能。再者南对不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以致新增的产值被迅速增长的人口吞掉,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未能明显地缩小,而在科索沃,差距反而扩大了。
70年代里石油价格猛涨(南每年需进口约1200万吨石油)
,西方国家经济衰退和限制进口,给南斯拉夫经济增加了新的困难。南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和自治体制中的缺陷,在70年代末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过长,投资超过实际的可能;个人消费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赤字激增;外债负担越来越沉重;失业人数猛增;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当局曾把1979年定为&ldo;稳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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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ldo;
,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有力措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只是由于铁托总统健在,靠着他个人的崇高威望,国内仍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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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改革与危机
概 述
1946年事件以后,波兰和匈牙利率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开东欧改革的先河。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改革高潮。上述改革的宗旨都是为了摒弃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苏联模式,建立比较符合本国特点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但是,波兰的改革尝试由于内部的阻力和外部的压力,在1949年就停止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则由于苏联的武装干涉而夭折了。只有匈牙利的改革,在卡达尔的领导下继续前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在1968年~1972年形成高潮。
匈牙利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70~80年代,波兰和匈牙利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犹豫观望,在不同程度上也加入了改革行列。只有阿尔巴尼亚,继续在集权化和&ldo;一大二公&rdo;的&ldo;左&rdo;倾道路上迅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