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兵团曾于1941年4月,以&ldo;烽火剧团&rdo;为基础,开办了部队艺术学校,校长莫文骅,副校长王震之。开设课程有戏剧、美术、音乐。周扬同志很支持,帮助学校调来了许多专业教员,如:冼星海、吕骥等音乐家。该校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文化骨干和宣传专业人才。在他们的辅导下,我团宣传队排练出《小放牛》、《兄妹开荒》、《送郎上前线》等小歌剧到连队演出,效果很好,既达到了教育目的,又活跃了部队生活。
思想教育工作的制度确定了,还要根据形势和任务以及部队中存在的实际思想问题,进行针对性教育。留守兵团建立初期,部队教育的重点是统一战线问题。在我们接受国民党改编后,摘下红五星换上&ldo;青天白日&rdo;帽徽,不少同志想不通,群众议论也很大,有个别人还为此开了小差。加上1937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提出&ldo;一切经过统一战线&rdo;,&ldo;一切服从统一战线&rdo;的错误主张,造成思想混乱。我们遵照兵团的《统一战线教程》课本对部队进行了教育。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言论,组织学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思想的论述。
我们把思想教育作为部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对党员干部要求更加严格。我团人员主要来自陕北,其次还有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长征到陕北的同志。为增进团结共同战斗,我们提出本地干部向长征干部、知识分子学习,要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我们曾用张国焘作为反面教员,进行加强党的团结的教育。张于1938年4月5日借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祭黄帝陵的活动,逃离边区,经西安到武汉,发表脱离共产党的书面声明,投入国民党怀抱。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以此为鉴,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军队的团结统一。
坚持团结,首先要从领导班子做起,重要的一条是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做到&ldo;任人为贤&rdo;,反对&ldo;任人唯亲&rdo;。我团坚决贯彻执行了兵团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选拔使用干部的标准,是以&ldo;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不谋私利&rdo;的条件,来选拔配备干部。对干部坚持既放手使用又给予学习提高的机会。对犯错误的干部坚持批评自我批评的原则,耐心说服教育;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使其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在战争年代,一般而言前线干部提升快,因此,部分干部不安心后方工作,要求上前线。如三营教导员郭六胜调冀中马本斋骑兵支队任政委,就曾引起同级干部的思想波动。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教育大家服从革命需要,克服个人主义;同时号召大家充分利用根据地相对稳定的环境,加强学习政治、军事、文化,掌握更多的本领以适应未来革命的需要。
我们还十分注重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兵团举办了连支委、支书参加的党的知识教育训练班,团举办了党的小组长培训班。同时选拔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对增强党员的党性、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密切军民、军政关系也是部队要经常抓的问题。我们教育部队凡是做错了事一定要向群众赔礼道歉,说明情况,做自我批评。在春播、夏收、秋收等农忙季节,组织部队积极进行助民劳动。还帮助地方群众防病治病。逢年过节,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与群众联欢等形式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军心、民心。
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理沦水平和阶级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部队正规化建设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文化学习
经过多年的战争考验,部队的政治思想素质较高,但文化水平较低,部队中干部不识字的占50,战士中文盲较普遍。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上,毛泽东提出&ldo;努力开展学习运动,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rdo;的号召。兵团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拨出专款每人10余元,购买学习用品。当时,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边区日用百货紧缺,根本搞不到课本。我们就选用报纸上的有关文章当教材,自编识字看图手册,组织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战士任教。没有笔、墨、纸,就因陋就简,用羊毛自制毛笔,烧石膏、锅灰做成黑白粉笔,用染料做墨水。在纸张缺乏情况下,用树枝当笔沙地当纸演算术和练生字,或用树皮做笔记本。部队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不管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法学习。有的战士把生字写在手心上、床头上,营房的墙上、地上、树上到处可见生字。执行战斗任务的连队,分秒必争把生字贴在被包上边走边学,人们风趣的称之为&ldo;被包学校&rdo;。我团还在5月5日&ldo;学习节&rdo;进行文化知识竞赛,为优胜者颁奖,戴大红花。
由于广大指战员把学习文化当成战斗任务来完成,互帮互学,不断克服困难,文化知识提高很快。到1942年底,部队基本上摘掉了文盲帽子。绝大多数营、连干部能读书、看报,能从事军事、文化教学,并学会制订工作计划。50的战士能看报,25的能写日记。文化水平的提高为部队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等正规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