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景吴塌、张家圪台、河口镇、董家寺等4次大的战斗,红军摧毁了敌人许多据点工事,俘敌官兵100余名,缴获长、短枪200余支。部队装备改善了,队伍壮大了,越战越勇。
董家寺战斗后,贺晋年和马佩勋带领陈文保的红二连袭击了安定县,开辟了横山、安定、绥德、米脂之间的大片苏区。他们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倒了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组织了贫农会、赤卫队,逐步建立了工农政权。
我所在的连队,活动在秀延县附近(秀延县即安定县北区,是苏维埃政府为之命名的),配合高朗亭领导的九支队,开辟了安定县东区。1934年重阳节的清晨,我们以班为单位,分散隐蔽在折家坪、湫峪沟、马家坪、单头一线,待机消灭这一带的反动分子。
陕北重阳节中午,有钱人家要吃油糕、饸络,还要去登山,以避难消灾。我们按照事先侦察好的情况,趁中午时分,出奇致胜,一网打尽了这一带敌人的坐探和反动地主,并处决了9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清除了这条交通要道上的&ldo;障碍&rdo;。从此,陕北特委与清涧、延川、安定等县的联系就畅通无阻,再也不必绕道了。同时,我们在这一带建立了秘密据点,组织了贫农会、赤卫队,武装了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接着又乘胜开辟了清涧县与延川交界的大片地区。
●一次失败
不久,由中共安定县委书记杨彩斌派到石窑湾折可达民团的地下党员李学臣、封治宗、苗海水、折福遂等,领导了部分民团起义,带来陈旧不堪的长、短枪20余支,还有30余人,编为红一团三连。上级命令梁文郁为三连连长,我为指导员。一连指导员由薛毓瑞接任。
此间,贺晋年、马佩勋命令部队集合出征。由于没有清醒地分析客观情况,在冯家渠附近打了一场败仗。当时,敌是一个团的兵力,我们名义上称&ldo;红一团&rdo;,实际力量只有3个连,每连仅五六十人;陈旧枪枝不过百支,每支枪子弹不过七八发,双方力量悬殊。敌又占据了阳坡,比较便利的控制住川道。我方埋伏在阴坡上,冰天雪地,坡陡路滑,行动不便,既不利于出击,亦不利于撤退。
决定权本来是在我军手中,但是指挥员没有分析当时这些主、客观条件,一味想硬拼消灭敌人。结果发起冲锋后,道路又陡又滑,影响了我军展开的速度。敌人则立即发挥了火力优势,将我军压在半山坡上,进退两难。敌军又发起攻击,我军建制被打乱,指挥员失去了作用,首尾难接,战士只得各自为战,奋力抗击敌人,设法夺路冲出重围。
当我们突围快到山畔时,我受伤的膝关节在冰雪道路上突然脱臼,不慎滑进天窖,跌落到距洞口约20米深处,动弹不得。既担心部队安危,又焦虑如何脱险,另之钻心的疼痛,我失去了知觉。
昏迷中仿佛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我立即惊醒过来大喊:&ldo;我在天窖里!&rdo;不多时即被援救的同志吊出天窖。
抬回团部后,大家都来慰问,有的端水送饭,有的熬药治伤,此时我才知道,当我失踪后,贺晋年、马佩勋、路文昌等决定:无论如何要找到李宗贵!
●两次成功
失利的战斗,并没有使我们沮丧气馁,大家总结教训,以利再战。指战员们一致要求到苏区外围去打击敌人。
团领导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情况,确定了战略方针。部队立即从安定北区的玉家湾出发,途经吴家寨子,蒿皮子沟,直奔延川县清平川、王家圪凸一带,相机消灭在这一地区称霸但还没有跟红军打过交道的反动民团。
他们果然中了我方的诱敌之策,尾随而来。双方交战之处是南北走向的一条川道,东西两面是山,川道中间有条深不过膝宽不过丈的小河,河对面是一座小山峁,这个地形对我方十分有利。红一团主力埋伏在东西两山的山腰和山神庙周围的隐蔽处;九支队埋伏在东山的背后;我带领一些作战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员及连排干部作为突击队;其余编为第二梯队。我们严阵以待。
延川县民团有300余人,自恃人多,又没有吃过什么大亏,大摇大摆的走进伏击圈。听到贺晋年一声令下,指战员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下东西两面山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嗥嗥叫着向东山上溃退。早已埋伏在那儿的九支队,从山背后冲出,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把他们挤到狭窄的山沟里。不到1个小时,全歼了这股民团。活捉了团总刘广汉和分团总高明锦,俘敌2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余支。我们换上了步枪,补充兵员,并拿出一部分枪枝武装了当地的赤卫队和游击队。当晚我们在永坪镇处决了做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恶霸刘广汉。
这一仗打掉了延川县绝大部分地主反动武装,为后来红二十六军到陕北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久,郭洪涛等人代表陕北特委到了安定北区的冯家梢(囤),召开了有贺晋年、马佩勋、路文昌、我、薛毓瑞等红一团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会议总结了前阶段工作和作战经验,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郭洪涛指出,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已调动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到陕北,部署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ldo;围剿&rdo;。他要我们做好迎接红二十六军来陕北的准备工作。红一团将接受新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