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我以品学兼优的名次进入瓦窑堡第二高等小学。这所进步学校,为我打下了我革命人生观的坚实基础,在这儿,我迈出了为国为民的第一步。
1925年&ldo;五卅&rdo;运动后,国共合作形势较好,党领导的反帝斗争汹涌澎湃,工农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发展。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陕北,其革命斗争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李子洲等创建的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积极培养大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为革命准备了新生力量。为在绥德县省立第四师范、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六中、延安四中、瓦窑堡第二高小等学校发展革命力量,党组织派进一些就读于北大等学校的党、团员学生到这些学校任教。当时教员中的党员有冯景翼、李国章、张国仁、孙绍山、桑非吾(化名)、营子硕等。桑非吾、张国仁教我们社会常识和自然科学。他们公开讲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讲袁世凯卖国,讲军阀混战,讲帝国主义侵略等等,从中分析中国为什么落后,如何才能解救中国。进而讲孙中山的&ldo;世界大同&rdo;,讲他的&ldo;联俄联共扶助工农&rdo;,讲苏联革命,苏联人民平等自由。还讲共产党的纲领等等。他们受瓦窑堡地方党组织委派,挑选进步学生,秘密发展其成为共青团员。每逢暑假,再派这些团员召集一些经过考察的学生,以&ldo;进修标点符号用法&rdo;等为由,进一步灌输革命思想。
我在第二高小是优等生,全班五、六十名学生,我常考第一名。当时我看了许多书,如古代名著《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还有进步老师介绍的《少年漂泊》、《鸦绿江上》以及郭沫若的著作等。在学业上大有进步,同时在思想上也受到热烈的革命气氛的强烈感染。
我姨的儿子杨延龄,是延安四中学生,放假回来常住我家,他已是共青团员。特别是共产党员史唯然,他当时被绥德党组织派到瓦窑堡驻军中发展党团员,对我形成革命理想影响很大,我决心走他们的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党组织认为我出身贫苦,对旧社会有着天然的仇恨;学习好,且助人为乐;正直豪爽,好打抱不平;勤劳朴实,能吃苦耐劳并容易接受进步观念,是一名可以造就的有志少年。
1927年的春天,党组织正式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的介绍人是同班同学王思温和李登榜。
●谢子长是我的引路人
我被批准加入团组织的前后,在我校学生中发展的团员和党员有王思温、刘昌汉、董学源、吴习智、侯仰桓、井助农、刘玉瑛、郭立本、杨瑞林、杨守业、李登榜和女校的张子房、任志贞等。学校里党团力量不断壮大。
当时在北伐战争的胜利形势下,陕北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率领他的学兵十二连驻扎在安定县城。他亲自组建了中共安定区委,建立了中共瓦窑堡支部,统一了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并着手改组了安定县党部和县政府。他亲自组织了县和14个区的农民协会,并领导召开了安定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并清算了土豪劣绅、高利贷者王玉书、麻子厚等人的罪行。他还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声讨了大恶霸宋运昌、李耀辉、王伯扬等人勾结官府鱼肉百姓的罪恶。此外,他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积极配合了不断高涨的革命斗争。我校共青团组织学生成立了儿童团。由于我在同学们中的威望,因此被推选为第二高小第一任儿童团长。班上的吴习智、侯智防、杨成森、郝嗣运、侯仰桓、温保仁、温保礼、魏丁山、徐青、冯汉章、薛应则、井助农、赵海子、魏凌霄等都加入了儿童团。在负责儿童团工作的语文老师、地下党员张国仁和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地下党员桑非吾的领导下,我们两个大队6个中队的上百名儿童团员,配合党组织在瓦窑堡进行的反土豪劣绅斗争,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我们走街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开展扫&ldo;六毒&rdo;斗争,即见吸毒工具就砸,赌场就扫;见神汉、巫婆、卜卦、算命的就赶;见大&ldo;斗&rdo;小&ldo;称&rdo;就砸;见土娼小偷就斗;见恶霸、流氓、地痞就揪;见欺压妇女的不轨行为就斗争。麻子厚是瓦窑堡的一霸,放高利贷,强占民女,欺行霸市,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儿童团押着他,戴上纸帽游街,并当众焚烧其契约,煞其威风,大快人心。
我们还和二高师生一起,斗争了反动校长栾耀卿等,清算了他们贪污公款和打骂学生的罪行。为清算安定县县长张呜盛贪污教育经费的罪行,同时进一步培养和锻炼我们,谢子长决定将&ldo;打头阵&rdo;的任务交给我们儿童团。谢子长派他的传令兵白应奎来叫我,我又惊诧又激动。当时他已是受到陕北人民崇敬的&ldo;大人物&rdo;,百姓尊崇他&ldo;谢青天&rdo;,咋要见我这个学生娃?一进屋,见他正和几个军官模样的人谈话,我从未经过这种阵势,紧张的浑身冒汗。他面带微笑拉住我的手,请我先坐下。我傻乎乎地坐到椅子边上,头都不敢抬,感到在他面前自己特别渺小。
他结束了和其他人的谈话,微笑着对我说:&ldo;小弟弟,你先坐好。&rdo;我乖乖的朝里挪了挪。
&ldo;你叫李宗贵,对吧?今年多大了?&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