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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章（第1页）

除中央政府之外，还有往下依次管理州、郡、县、乡的地方官僚机构。基层官吏分派到如下任务：征收捐税（包括谷物、纺织品或现金），捉拿罪犯，维护公路、运河和粮仓，提供驿马和一连串的驿站来维持帝国的邮政。

据说，公元1世纪时，官僚机构中共有官吏13万名，平均每400或500个居民仅摊到一名。与总人口相比，官吏的数目够小的；在中国整个历史上，这也很典型，可以解释为帝国政府所起的作用颇有限。中国有句谚语说，&ot;治理国家犹如煮一条小鱼：不宜过分&ot;。因而，在现代世界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为社会服务的职责，中国历代政府均不承担，上述九卿的职责可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更确切地说，中国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征收捐税、保卫国家免遭外来进攻和巩固王朝不受内部颠覆。

官僚是个特权集团，但不是世袭的。汉时期，发明了一项独特的制度，就是通过全国竞争性考试来选拔文职人员。公元前124年，建立了一种帝国大学，招收的学生是专为政府部门培养的。学校不断扩大，到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学生总数达3000人；在汉时代结束前，学生总数已达30000人。当考试这种形式后来获得充分发展时，考试分三种级别举行；通过任何一级的考试均可获得三种学位中的一种。这三种学位大致相当于西方大学中的学土、硕士和博士。原则上，所有的人都可参加考试，可实际上，由于投考者需经过长期的学习，只有那些富家子弟才具备资格。不过另一方面，村庄、氏族或行会的捐赠也常常使穷人的孩子得到求学的机会。

由于考试是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所以帝国实际上是由儒家学者根据德家原则进行治理。每个官吏都被分派到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去做官，以保证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职位在当地发展家族势力。结果，形成一个行政制度，其效率和反应灵敏的程度远远超过现代以前的任何别的行政制度。实际上，文职人员的选拔视功绩而定，是中国帝国制度从秦始皇起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一个主要因素。不过，考试制度还有另外一面。由于它是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的一个原因。

虽然中国跨入近代以后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落后而受到极大损害，但在汉时期，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那时，中国在技术上与欧亚其余地区并肩而行；在许多领域还处于领先的地位，并一直维持到最近几个世纪。在汉时期的数百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发明有水力磨、可大大提高马的使用效率的马肩轭、铸铁技术、造纸术和陶器上釉术。破布制成的优质纸从约公元100年起就有了，并很快取代了书写用的笨重的木片和竹条。但是由于纸不象木片那样经久耐用，而且它早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很久就有了，所以不能不有悖常理地认为，某些书的散失应归咎于纸。虽然造纸术这一伟大发明对后世来说具有无可估价的重要性，但从保存中国文学作品的角度看，这一发明也许过早了。不过，最终使瓷器得以产生的陶器上釉术的发明是一个纯粹的福音。那些上釉陶器不仅达到艺术创作的水平，而且从讲究卫生出发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光滑的瓷器比从前使用的粗糙的陶器或木制器皿更易保持清洁。

汉时期在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撰写历史上。历史著作是一个指望用过去的经验来指导现在的民族所欢迎的。中国的五部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里包含有大量的各种史料。但是公元前1世纪时，出现了一部其内容比那时以前的任何一部著作都要全面、复杂得多的历史著作。

这部历史著作就是《史记》。《史记》是父子两代人合写的，不过通常认为原作者是儿子司马迁，因为他写了这部书的主要部分。司马迁作为朝廷的史官，有博览国家所藏图书和档案的权利。此外，他还广泛地周游了全国各地，周游期间，利用了各地藏书楼的资料。所以他撰写的这部史书与其说是一部有独创性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所有他能接触到的史料的汇编。只是在撰述他所处时代的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他才表达个人的看法，写出有独到见解的历史。正如他谦虚地解释的，&ot;我的叙述仅仅是使过去传下来的材料系统化。因而，不是创作，只是如实地表述&ot;。

这种方法有明显的不足，尤其是使作品缺乏在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常可见到的戏剧性和前后统一的风格。不过另一方面，它确也为后世收集和保存了取自当时的图书和档案的数量惊人的史料。《史记》总共约150万字，实际上是一部综合性的通史。它共有130章，包括编年史、清王朝年表、汉朝名人传记和有关礼仪、音乐、占星术、天文学、经济、外国风土人情等的各种论述。后来的中国史学家对司马迁都很推崇，照搬他的方法，所以，中国绵延几千年的编史工作留下了其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大量史料。

所有的中国史学家也都相信&ot;天命&ot;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皇帝只要具有公正、仁慈和真诚这些美德，就可以上帝代表的身份进行统治。当皇帝不再表现出这些美德，并施暴政于国家时，他就会被自动地剥夺天命；那时，反对他的叛乱就不是一种罪行，而是上帝借助反叛者给予他的惩罚。因之，中国史学家虽然常意识到促成王朝衰落的各种社会和经济的因素，但总认为这些因素与他们所相信的一个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统治者是否具有合格的道德品质‐‐相比，处于次要地位。于是，中国的编史工作倾向于汇编各种原始资料而不是让史学家本人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分析。而史书的组织结构则是建立在根据天命的作用所解释的诸朝代的盛衰兴亡这一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