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妇女比娼妓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操、不守信义;青年人放荡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侣偏离了正道。……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奸淫、邪恶、放荡、仇恨、猜疑、妒忌和盗窃之中。我们已变得傲慢、吹牛、贪婪、自私、忘恩负义、拒不服从;变成了逃兵、强盗、叛徒;变得邪恶、不讲正义、顽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这些东西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其他东西,使我们受到上帝的惩罚。
三、拜占廷的衰落
1025年,&ot;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ot;巴西耳去世时,拜占廷帝国的显赫地位显得无可争辨的稳固,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该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但在巴西耳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巴西耳二世十分强大,足以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军事领将带利用为保卫边疆而征慕的农民军来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当局。作为回击,官僚们遣散了农民军,让农民由服兵役改为交付现金。再用征集来的资金雇佣外国雇佣兵,其中包括诺曼人、日耳曼人、帕齐纳克人和亚美尼亚人。但与前农民军相比,这些外国雇佣兵显然不可靠,在支付给他们的军饷尚来筹得时,他们经常转而反对表面上由他们保卫的帝国。
社会封建化的政治问题,是帝国衰落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因。军事将领和地方地主们积聚起巨大的地产,使诸行省整个地落入少数家族的控制之中。皇帝们经常颁布阻遏这种趋势的命令,以下这条由君士坦丁七世于10世纪初颁布的命令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经常得悉,色雷斯的富人们无视皇帝颁布的、由天赋的人权中导出的法律,拒不服从我们的命令,继续侵入农村。他们压迫穷人,购买授予权和遗嘱,把穷人从属于穷人的土地上赶走。因此,鉴于这些情况……尽管我们的前辈已有令在先,禁止购买穷人的土地,但我们仍再制定一条法令,……所有胆敢侵入农村或抢占穷人土地的人,必须立即交出占有的土地,不再拖延,不得申辩;无权要求赔偿任何损失。……
这个命令以及其他类似的命令都未生效,原因很简单,贯彻执行命令的阶级正是命令中所针对的阶级。巴西耳二世去世后,甚至连这些努力都基本停止。相反,皇帝开始准许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享有国家所有地用益权。这些赐地同服兵役连在一起,于是,开始形成了与西方的采邑相类似的东西,只是没有效忠和封地。的确,1204年,拉丁人征服拜占廷后,将它分成了若干采邑希腊贵族承认,这种来邑就是他们的赐地的拉丁翻版。
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危害了帝国。私人和寺院的大地产使帝国的岁入减少,尤其是在巴西耳的继承者减免了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与此同时,朝廷的奢侈和外国雇佣军的开支,使帝国的支出不断上升。帕齐纳克人和塞尔柱突厥人的骑兵袭击,危害也很严重,它使某些地区土地荒芜,颗粒不收。币值稳定达七个世纪之久的拜占廷金币索里达,这时也连续贬值。
同其他许多帝国一样,拜占廷的内部衰弱招致了外来侵略。在西方是诺曼人冒险者。他们最初是拜占廷的雇佣军,这时转而反对衰弱的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保留下来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在东方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从家乡中亚进入伊斯兰教帝国,在那里被巴格达哈里发雇为雇佣军。这些雇佣军逐渐变为主人,于1055年占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些突厥人使行将灭亡的伊斯兰教世界得以复兴,重新统一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兵临将拜占廷帝国和伊斯兰教世界分隔数世纪的托罗斯山脉边境。
这是1071年拜占廷帝国发生两大灾难时的背景,这两大灾难标志着南国长达数世纪的衰落开始了。一个灾难发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在那里,诺曼人占领了拜占廷喉一残存的一个据点。另一灾难,也是更为决定性的失败,发生于小亚细亚的曼齐刻尔特。在那里,塞尔柱人在一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廷皇帝,这一战役使小亚细亚开始由希腊人的基地变成突厥人的根据地。这一战役之后,两位敌对的皇帝为争夺拜占廷王位而开战,他们各自雇佣了突厥军队互相争斗。于是,突厥人能随意进入小亚细亚,渐渐将小亚细亚从东正教拜占廷势力的基地变成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精明顽强的皇帝亚历克塞一世康危努斯(1081-1118年),挽救了似乎即将灭亡的拜占廷帝国。他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反对威胁要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诺曼人。他还向天主教国家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但他得到的不是所希望的数量有限的外国雇佣军,而是大批涣散的十字军;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十字军是由亚历克塞极有理由不信任的诺曼人领导。这两个社会的接触,导致了彼此间的怀疑和公开敌对。希腊人和拉丁人各自都不喜欢对方的语言、宗教、政治和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