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各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在下达任务之后还要重新碰头,检查和明确任务,如果时间允许,还要预先在大平面地图或沙盘上,有时是在现地对决心进行演练。
在伟大卫国战争历次战役过程中形成的这条经验是完全适宜的,合理的。因此,尽管有时时间不够,但集团军司令部和方面军首长详细讲明完成受领任务的程序和审查计划的所有细节仍然是必要的。
这次我也决定要会见一下各集团军司令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我想通过会见给他们谈谈自己关于这次战役的想法和训令中没有讲到的这次战役的特点。同时我也想知道指挥员们是怎样判断情况的,他们对将要实施进攻时的恶劣天气和泥泞道路如何考虑,他们准备怎样克服这些困难。
尽管集团军司令员的性格、举止风度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红军将军们所固有的气质,这是红军中的军事生活赋于他们的。集团军司令员们很高的知识水平和丰富的战斗经验使我相信,他们能够正确评价训令中所提到的目标。但是,重要的是要他们首先了解清楚方面军的总计划,尔后再确定自己集团军的任务。
我并不想代替集团军司令员作决定,检查在这次会见中也不是主要的(尽管检查部属对命令的理解情况和打算怎样执行,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主要的是想帮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本领,挖掘集团军的潜力,启发将军们的战役创造性,也想在交谈中了解我们已有的战斗经验的意义,并为顺利地完成战役任务创造条件。我很想知道集团军司令员们对即将发起的进攻的看法,对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吃了败仗后的敌人及其抵抗能力的估计
我应该听每个集团军司令员讲讲,他们集团军的战斗能力多大,在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中遭到损失后,在新的严重困难面前还能作出多大的努力。
我们必须确定敌我双方的强点和弱点。对于这一总的要求的回答应该是对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寻求和运用最好的制服敌人的方法。
决心和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以最小的损失夺取胜利。为此,就要求巧妙地运用所有兵种,首先是它们的火器,可靠地保障协同动作,坚定而灵活地指挥各集团军。
应该记住,指挥不仅要靠直接的命令,司令部的号令,而且要靠指挥人员的亲自交谈,还要靠即使在没有通信的情况下也能使指挥员和司令部表现出合理的主动性,根据总的意图完成任务的那种思维的一致,思想的一致。这种思维的一致和对大本营和方面军首长体现在战役计划中的思想的完全理解,我们都力求在同集团军司令员的会见中达到。在战役开始之前同军长、师长也要举行这样的会见,同他们主要是研究有关组织战斗的问题。
这样的会见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应该指出,我们对司令员的时间是珍惜的,我们没有以举行会议的形式查明情况和定下决心。
我和参谋长一直生活在战斗环境中,因此我们随时都知道前线情况现在怎么样,我们的集团军司令员有些什么计划和打算,敌人准备采取什么行动和当前敌人的情况怎样。除了经常地与集团军司令员保持联系外,方面军参谋长还每天两次‐‐早晨和傍晚‐‐向我报告方面军及敌军集团内部所发生的一切变化。这些报告言简意赅。我有时以这样的话打断他的报告:&ldo;知道&rdo;,&ldo;我已经知道&rdo;,因为同各集团军司令员、兵种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后勤的副职的交谈,使我迅速地从有关方面得到直接的情报。尽管如此,有时下级的报告中还是有不确之处,对此必须严格追究。斯大林对不确和失真的报告尤其不能容忍。在战争中,准确和客观是情况本身要求的,因为,任何谎言都会导致
士兵们付出鲜血。
当然,我们没有能建立起象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或柏林战役中那样的炮兵密度。但是,在主要方向上,即在切梅里斯科耶、奥利霍韦茨突破地段上,每公里正面也有148门火炮,包括82毫米
迫击炮。突破地段总共有火炮和迫击炮3,132门。在这种情况下,炮兵的基本兵力都用于了主要方向上的突破。这里总共集中了方面军整个炮兵的71%。
在炮火准备时节,由于调来了第40、第53集团军以及两个坦克集团军‐‐坦克第7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炮兵,我们在突破地段建立了较大的炮兵密度。这两个坦克集团军的炮兵处在第一梯队,用于自己将要实施进攻的方向上的突破。
至于近卫第5和第7集团军的突破,则由直接处在这两个集团军地段上的炮兵保障。在道路泥泞的条件下,要变更炮兵的部署是异常困难的。在该方向上共有火炮和追击炮1,230门,而且还有部分重炮兵由于道路不好,不能调往其他地段,也留在这两个集团军内。象152毫米和203毫米这样大口径的火炮本来应当全部用于主要方向的突破。
我们知道,我们的炮兵密度不大,但考虑到敌人在突破地段的防御工事构筑相对也不够完善,这种密度完全可以保证我们的胜利。除此之外,为了集中火力,我们还使用了重型火箭炮。
在此之前积累起来的相当丰富的利用炮兵直接瞄准射击的经验也有着重要意义。这条经验在突破防御时非常有效,因为这时炮兵同步兵和坦克的有机而密切的协同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