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转身离去。杨帆从地上爬起来,从容地掸掸身上的土,捡起墙角的半块板砖,悄无声息地走到四年级的身后,说了一句,我操你妈的,然后把板砖拍到了他的后脑勺上。
之前杨帆并没有说过这句话,也不理解它的字面含义,偶然间在某个场合听某人说过便记住了,只知道在这种规定情景下,该说这句话了,便说了,语气也恰如其分。这就叫语感。
四年级的学生哇地一声哭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和语感一样,是直觉,身体的本能反应,属生理范畴。
杨树林作为肇事学生家长,被叫到学校,赔偿了四年级的医药费、营养费、影响课程进度补偿费,还签署了一份如果四年级今年蹲班的话,要负担他重读的学费的承诺书,然后领着杨帆回家了。
回家后,杨帆以为杨树林会暴风骤雨,没想到他风平浪静,和颜悦色地说,打别人不好,但被别人打更不好,如果只有这两条路要走,能不走更不好的就不走。
撞拐事件的后果是,学校禁止学生校内进行这项活动,说它太具进攻性,不适合作为课间活动开展,提倡学生们多进行跳皮筋、丢沙包、慢跑等活动。同时被禁止的还有弹玻璃球,因为具有赌博性质。
此后一段时间里,杨帆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他把一个好玩的东西‐‐陀螺,带到了学校。
杨树林是车工,找了一块木料,给杨帆车了一个陀螺,底端挖了一个小眼儿,安了一个滚珠,并配备一根鞭子。
课间的时候,杨帆把陀螺放到水泥地上抽,总能吸引一群人。经常有同学说,给我抽两鞭子吧,我拿糖和你换。
这时杨帆就是把鞭子交到这个人手上,同时从他手里接过糖,站在一旁剥开糖纸,把糖块含在嘴里,甜蜜地看着自己的陀螺带给大家的快乐。
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杨帆就吃不到糖了,都进了鲁小彬嘴里。老师不让杨帆把陀螺带到学校了,理由是,整天带个鞭子上学成何体统,你又不是赶马车的。
而这个时候,鲁小彬从鲁厂长那里得到一支英雄牌金尖钢笔,带来学校显摆。
对于才开始用铅笔写字的小学生来说,一支钢笔的诱惑,就像坐了一辈子马车的人想坐趟火车那般强烈。有人想拿它写个字,鲁小彬说那你得给我一块糖,于是他们自认为等价的交换开始了。
那段时间,鲁小彬的嘴里总是甜甜的,说话都有味儿了。别人说他口臭,他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口甜,水果味儿的。
曾经众人拥簇的生活,很让杨帆怀念。他想从杨树林那里得到一支英雄金尖钢笔,杨树林的答复是,不就是钢笔吗,只要你小红花数量全班第一。
买英雄金尖钢笔对杨树林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小红花全班第一对杨帆同样具有挑战性。杨帆站在教室后墙下,望着墙上的小红花排行榜,心里第一次滋生出一种叫做嫉妒的情感。
在别人名字上面小红花茁壮成长的对比下,杨帆的小红花显得有些营养不良,海拔全班最低。这意味着杨帆是回答老师问题最少的学生,倒不是不会,而是觉得没必要举手抢着回答,干嘛啊,表现给谁看啊,自己会就得了,何必靠这种方式讨好老师。
杨帆那几朵仅有的小红花,也是老师指名道姓让他回答的,否则小红花数将等于一九八四年前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的金牌数。
想多得小红花,又不想改变做人的原则,杨帆很痛苦。最终他决定,做人的原则就像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小红花、钢笔、吃糖则像个人利益,前者远远高高在上于后者。
所以直到一年级结束,杨帆的钢笔梦也没有实现。
这年暑假,杨帆挨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嘴巴,该嘴巴的实施者是杨树林。
杨树林所在工厂组织员工去北戴河旅游,第一拨去的是厂长、车间主任等领导,说是要本着对员工负责的精神,他们先去考察一下。考察的不止有领导,还有领导家属,鲁小彬背着装满零食的书包,和鲁厂长踏上了开往北戴河的列车。
没有去北戴河的杨树林,每天坚守工作岗位,把杨帆一个人留在家里,给他脖子上挂了一把铝制的钥匙,允许他去外面玩。当时的北京,马路上没有这么多车和坏人。
杨树林告诉杨帆,有了钥匙,你就是这个家的主人了。在接过钥匙的那一时刻,杨帆觉得异常神圣。后来当老师问毛主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领导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杨帆说,是从他爸给他脖子上挂了一把钥匙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