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决定带张运兰的老湘营五千人、萧启江的果字营四千人赴浙江,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出发前,曾国藩对自己过去的用人之道也进行了彻底的反省。
那天黄昏,在荷叶塘,吃过晚饭,天边的流云还散发着金光。曾国藩和同乡幕僚赵烈文一起散步。饭后千步走,这也是老曾在家里养成的习惯。
走着走走,曾国藩停住了脚步,叹了一口气,对赵烈文说:“当年在家乡,我以道义号召天下,剿灭粤匪长毛,我以为有儒家道义在手,就足够了,就能感召别人,刚开始振臂一呼,也应者云集,但慢慢的,最初投奔我的人,除了彭玉麟和几个至亲兄弟,很多人才都出走了或想自立门户,比如罗泽南、李元度,或者去了胡林翼那里,也比较服他。众皆出我下,奈何尽归胡公?”
赵烈文跟着曾国藩多年,知道他的脾气,也听说了曾国藩最近在老家的顿悟,于是说了实话:“人以利动,这是基本的人性事实。道义可以号召少数人,却不一定能笼络大部分人;品德高尚让人尊敬,却不一定能让人服从。人心趋利避害,有利益好处的地方,往往大家都盯着。跟着涤帅,不能升官,不得发财,不走何待?”
曾国藩点点头,陷入了沉思,确实,人都有私心,跟着自己得不到官,也发不了财,那不走还等什么?别说别人,就是跟着他好几年的好友刘蓉,自己也未保一官半职。不仅刘蓉,还有康福、李元度、彭寿颐、杨国栋等人,曾国藩都未曾向朝廷保荐,没得到朝廷正式册封。前几个月,李元度的母亲,还来信质问他这事,曾国藩无可回答,只能说些充满感情的“三不忘”之类的话搪塞,并约结儿女亲作慰藉。
曾国藩过去认为,这是为朝廷矜惜名器,通过这次在老家自省,他找到了先前战事不顺畅的原因。没有重赏重保,怪不得部下不出死力。在这点上,胡林翼做得比自己好。自从曾国藩回老家后,他代管在江西的湘勇,他将李续宾的父亲接到武昌抚署,以父礼待之,又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罗泽南的儿子,使得李续宾兄弟和罗泽南旧部感激奋发。曾国藩决心在用人之道上,也要圆融,便问赵烈文:“现在我该怎么办,说说你的建议。”
赵烈文说:“集众人之私者,可成一人之公!针对不同人的不同需求,采取武人给钱,文人给名的措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这样自然是皆大欢喜,军心一统。”
曾国藩连连点头,说:“以后对有功的部下,是要大力奖赏,利用一切机会保荐幕僚当官。”
赵烈文说:“如此甚好!不过,赵某还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曾国藩说:“但说无妨。”
赵烈文说,有时候,一些真正的好人和君子,做事并不成功,可能是因为他们无可挑剔的品德,以及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德行苛求,往往会使他们低估最基本的常识,忽略普通人参与事业的本能动机,把道德上的瑕疵视为不可饶恕的过错,并将别人的付出和牺牲视为职责之内的理所当然。君子可以在道德上追求无止境的完善,但是君子要宽容普通人的比较庸常的动机。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做事情不是追求理想,只是讨生活,要生存,他们有老婆孩子,庶民百姓只愁柴米油盐。
曾国藩听了赵烈文的话,知道他虽没明说,但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在道德上苛责部下,毕竟君子是少数人,但曾国藩的思想,还是传统的,他回答说:“道义不存,何以安身立命?何以带兵打仗?”
赵烈文说:“做人固然要品行端正,做事却要灵活变通。韩信这样评价项羽:项王对待长辈谦恭,对待弱者仁慈,对待病者体恤,但这不过是妇人的美德。项王对待立功的健儿吝于赏赐,对待勇武的壮士不予提拔。因此,英雄豪杰终究要离他而去。”
过去曾国藩一直笃信程朱理学,强调先做人后做事,对部下道德上多有苛责,对名利看得很淡,经赵烈文这一番话,曾国藩在用人之道上大悟,紧紧握住赵烈文的手,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那天回房间休息,曾国藩睡不着觉,仔细反省这些年来的用人之道,确实名利方面,他给属下太少,这一点他别说跟胡林翼比,就是跟他的弟弟曾国荃相比也差了很多。于是,他决定以这次复出为契机,改变自己的用人之道。
曾纪泽走后,王洑率老湘营在江西乐平一带打仗,病逝于军营中,老湘营便由张运兰统领。不久,老湘营奉调回湖南。张运兰告诉曾国藩,王錱临死前,将曾国藩所赠的《二十三史》留给了他,叮嘱他以前代名将为榜样,把老湘营带成一支百战不败的军队。
曾国藩知道张运兰不具备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要是在以前,曾国藩不会用他,但这一次,曾国藩拍了拍张运兰的肩膀,鼓励他说:“你有心向学,敢于任事,将来肯定能做出大事来。你要继承璞山遗志,莫负厚望,加紧准备,十天后便率部由醴陵进入江西,在广信府河口镇集结待命。”
萧启江和张运兰一样,也是湘乡人,监生出身。咸丰二年来长沙投营,曾国藩见他厚实可靠,便把它留在亲兵营着意培植,后又荐他到吉字营当营官,不久便因母丧回籍。他患耳病重听,大家都喊他萧聋子。有这等缺陷,曾国藩也重用他,让他率果字营和张运兰一起入赣。
曾国藩还请王錱族叔王人瑞管理营务处,李瀚章总理转运局,彭王姑的儿子彭山屺护理粮台,老营官邹寿璋管理银钱所,郭嵩焘的二弟郭崑焘管理公牍,江西举人许振袆管理书启,军械所和文案将由仍在江西军营的杨国栋、彭寿颐管理。能用的人,无论他们的道德长短,曾国藩都委以任用。
曾国藩一一接见王人瑞、李瀚章、郭崑焘等人,明里以大义剀切晓喻,私下以优保暗作许诺,听者都甚为欣喜,觉得曾国藩确实变了,心中明白,个个踊跃。同时,曾国藩又分批亲自召见老湘营、果字营哨官以上的将官和参与军事的随行人员,和他们一一交心交谈。
对于其中有特点的人,曾国藩简短地记在当天的日记中,以备今后量才使用。曾国藩在道光十九年开始逐日记日记,后来停止了。为日日督促自己,并记下当天的主要事情,复出后,他恢复了中断十三年的日记。
复出后,曾国藩马上又向驻扎在江西的李续宾、曾国华、曾国荃、杨载福、彭玉麟、鲍超、李元度等人发出函札,令他们接信后迅速赶到巴河见面,有要事商量。
尽管长沙的天气,此时酷热得流金铄石,曾国藩却一扫一年多来的颓靡心绪,每天早起,从清晨忙到半夜,将各项应办大事小事,考虑得周密细致,处理得井井有条。在长沙忙了半个月后,曾国藩带着一班随员,带兵解缆北进。
骆秉章、左宗棠等湖南大小官绅,一齐到长沙小西门码头送行。曾国藩站在甲板上,满脸堆笑,谦容可掬,一再弯腰拱手,向送行者频频致意,与当年蔑视湖南官场的在籍礼部侍郎相比,判若两人。
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都大为欣慰,谈论曾国藩这次复出,必成大事!
熟悉的长沙城渐离渐远,江风吹拂着湘勇的黑色战旗,波浪拍打船头,曾国藩心内也豪情万丈,面色却平静如初,前方有无数的硬仗在等着他和湘军,而他平天下的梦想,一定要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