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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6章（第1页）

中国民族经济之不能前进，以致渐趋衰退，不当尽归咎于外来压力。国内情况之日益恶化，亦为重大因素。政府之无扶植诚意，自然有关，战乱不止，兵额激增，尤为致命打击。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二年，数得出的内战，至少十次，1兵额由五十万人扩大到一百五十万人。军费来自税捐，工商业首当其冲。平时货物须纳厘金、落地税，以及各种所谓捐，合计达货值百分之二十以上。运输工具每为军队把持，借事勒索，不但妨碍成品的销路，亦妨碍工业原料的供应。进口货物及外人采购的物资，仅缴纳定额关税与子口税，即可畅行无阻。地方军阀复任意铸造劣质硬币（铜元），滥发不兑现的纸币，使币值为之下跌。通货单位不能划一，有银元、有银两，银元的成份不同，银两有海关两、库平两、上海两、天津两之分，&ot;出省一步，如履异邦，旅行不胜其难，营业更为棘手&ot;。中央政府发行的大量公债，工商界为摊派的主要对象。银行于工商投资缺乏信心，为贪图公债的利息高、折扣大，有时亦愿承购。一旦公债惨跌，银行常至倒闭。到了战时，军阀愈无法无夭，径自向银行、商会强借、强派，扣车扣船，破坏桥梁路轨，视为当然。至于农村的痛苦，更不堪言，田赋、盐税增加，指派多如牛毛，物价不断上涨，再加上水火旱灾、兵灾、匪灾，可谓走投无路，求死不得。

工商界的利害既与大局息息相通，因之最关心时事，特别是在通商口岸及大都市。二次革命将起时，上海总商会曾呼吁和平。一九一四年，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一九一五年为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要求停止内战。一九一九年三月，上海五十三个商业团体组成的商业公团，发表告友邦书，要求和平，否则将与支持军阀的国家断绝商业关系，不向政府缴纳租税，不运货物。同年四月，上海总商会为山东问题，向巴黎和会及威尔逊抗议。凡此均为商人的爱国表示。

工人大都来自农村，虽知识不足，但亦有了觉悟。十九世纪末期以远，通商口岸工商业日益繁荣，各地铁路、矿务渐兴，而农村经济适得其反。工商路矿需要人力，于是农民趋之若骛，而以进入通商口岸佣工的为众。劳作时间每天多过十二小时，而所得菲薄，不足养家糊口，且遭凌虐。及闻见渐广，不满情绪遂生，以致罢工抗争。一九-一年左右，全国工人约六十万。一九一二年，开始团结，如津浦铁路南段职工同志会、上海制造工人同盟会、缫丝女工同仁会，广东机器总会，汉口车夫同益会。袁世凯公布的&ot;民国新刑律&ot;，有处罚同盟罢工规定，但一九一三年，汉阳兵工厂仍有罢工之事。一九一四年的&ot;治安警察条例&ot;，又有取缔工人行动的条款，不久上海漆业工人即举行罢工。商务印书馆青年工人有励志会的组织，香港海员有联谊社的组织。一九一五年，广州工团总会成立，汉口码头工人罢工，捣毁日本洋行。随着工业发展，全国工人的数目增至二百万人，工会加多。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罢工事件骤增，平均每年十八次。一九一七年为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为三十次，大多是为了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亦有几次是为了政治原因。一九一五年为反对二十一条而抵制日货，罢工游行，日本工厂的华工踊跃参加救国储金运动。一九一六年为反对法国扩张天津租界，法租界的华工罢工，成立工团。一九一八年，广州工人举行&ot;五一&ot;劳动节纪念会，汉口工人组织反日会。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初，上海日本纱厂又四次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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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帝制之战，复辟之战，川、滇之战，南北之战，直、皖之战，两次粤、桂之战，湘鄂、川鄂之战，直奉之战。

民国初年，除了女子师范学校外，各省各县几均设立女子中学、小学。一九一五年全国女学生约十八万人。是年美国教会开办金陵女子大学，一九一七年，政府开办北京女子师范专科学校，二年后，改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新青年》宣传的对象是男女青年，一九一六年，陈独秀劝勉女子不要以被征服者自居，应各自奋斗，脱离附属品的地位，恢复自主的人格，特别指出&ot;夫为妻纲&ot;之不当。他抨击孔教的原因之一，即为反对妇女从父、从夫、从子的&ot;三从&ot;。他主张妇女参政，夫死可以再嫁、交际自由、生活独立。一九一七年《新青年》特辟女子专栏，刊登女子教育、婚姻、职业、权利的文字，希望顺应世界潮流。对于贞操问题，一九一八年再三讨论，说贞操不是道德，只是兴趣，是一种信仰，一种洁癖。又编译戏剧，指摘旧式家庭的罪恶，女子应有反抗的勇气。胡适强调女子须有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发展自主的精神，作一个堂堂的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作的事业。

四、五四运动的扩大

世界大战告终，和会行将开始之时，列名战胜国的中国，上下欣喜，知识分子尤为兴高采烈，全国学校放假三日，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提灯游行，满街旌旗，鼓乐喧阗，欢呼入云，高歌&ot;云消雾敛，重见青天&ot;，拆除为德国公使克林德所立的昭雪碑，改建为&ot;公理战胜&ot;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教授，举行演说会，胪举庆祝的四大意义：一为黑暗的强权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二为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三为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四为种族的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未及三月，巴黎的噩耗连续传来，有如当头一棒，天旋地转，青年学生尤为愤慨，以至演成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北京示威运动（见466页）。在发表的宣言中，斥责把持和会的国家专逞强权，不顾正义公理，&ot;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ot;，我如&ot;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ot;。在散布的传单中，号召&ot;外争主权，内除国贼&ot;，&ot;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ot;。三周后示威领导人之一的罗家伦，称这次事件为&ot;五四运动&ot;，遂成为通用名词，涵义则扩大至新思潮、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