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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

“用头顶！”

砰！

就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的练习，有时直到夜晚，就我们两个人，我和他。这些都是足球的基本功：盘带，射门，传球。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到镇上的球场里练习，就找块空地练起来：家里的小院子、外面的街道（即鲁宾斯·阿鲁达大街）都是我们练球的场地。有时候他给我讲自己比赛的经历，有时候则是给我演示学来的或自创的动作。偶尔他还会给我说起他的哥哥，父亲说，他哥哥是一个中场球员，得分能力比他还强，但在25岁就去世了——纳西门托家里又一个前途无量却中道夭折的惨剧。

大多数时候，我们就是在练球，学习足球的基本技能。回头想想，有些练习十分有趣，其中有一个就是将足球挂在树枝上，我一连几小时用头顶它。但跟父亲教我如何用头将球顶入球网的技术相比，那就是小儿科了。他会双手抱球，用它一遍遍砸我的前额，嘴里还说：“别眨眼！别眨眼！”他的观点是，要想把头球练好，首先就是在顶球时睁着眼睛。他甚至对我说，只要是在家里闲着没事，就要拿球自己砸自己的头。我听他的话，就这么做了，现在想想，当时的样子一定很滑稽。但是，很显然，父亲认为这种练习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对的，这种训练使我在职业生涯中获益匪浅。

除了头球，父亲还重点让我学会两种技能：一是在控球时将球控制得离身体越近越好；二是不管什么动作，双脚要做到同样好。

为什么他要重点强调这两个技能？也许是因为我们受到练习场地的限制——巴鲁的街道、后院、小巷等等。也许父亲意识到我瘦小的身材。成年后，我的身高只有1。70米，即便在那个时候，我的身高也算是比较矮小的。所以，跟父亲不同，我在球场上没有身体优势。如果我不能将对手撞开，不能比他们跳得更高，那我脚上的技巧就得比他们更好，我得学会将球变成身体的延伸。

说实话，父亲教我这些其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因为母亲很不愿意她的长子成为一个足球运动员。在母亲看来，足球就是一个死胡同，是一条通往贫困的道路。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全家人。而当家里充斥着梦想家时，她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她想让我把空闲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用知识去改变命运。从过去到现在，她一直就像是坐在我们肩头的天使一样，总在鼓励我们去做正确的、高尚的、有益的事。她想让我们所有人过得更好。所以，开始那几年，每当她逮到我踢球，就会痛骂我一顿。有时候比这还厉害！

母亲良苦的用心阻挡不了父亲和我。她又能做什么呢？我们父子二人都中了足球的魔咒。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仍是在小院子里练球。母亲走到旁边，双手叉腰，听天由命般长叹道：“嗯，真好，又把你的大儿子拉进去了。等他吃不上饭的时候，可别跟我抱怨说后悔没让他学医、学法律！”

父亲则抱着她的腰，笑着答道：“别担心，塞莱斯特。等他把左脚练好，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

体育梦破灭的父母转而去训练自己的儿女重走自己的道路——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也常常伴随着风险。有的孩子厌恶这种期望所带来的压力，有的则是不堪承受压力而崩溃，有的孩子则再也不会去碰球。

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原因很简单：我爱足球。我喜欢脚上有球、脸上洒满阳光的感觉，还有队友间的友情、进球后全身过电一般的兴奋……但更重要的是，我喜欢跟父亲在一起。在我们练球的那些时间里，父亲绝不可能认为我有一天会因为踢球而变得出名、有钱，在那个年代，这种想法是绝无可能的。我想，他只是爱这项运动，并想把这种爱传给自己的儿子。

他做到了。我想说，我对足球的爱从未衰减过。它就在我的内心深处，就像宗教信仰或母语一样。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但令我惊异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无法将对足球的爱与对他的爱分割开来。

我这一生中，有幸在世界上近乎所有最好的球场里踢过球——里约的马拉卡纳球场、巴塞罗那的诺坎普球场，甚至还有纽约的洋基体育场。但我最早踢球的地方，还是神圣的“鲁宾斯·阿鲁达球场”——它其实根本不是一个球场，而是巴鲁老家门前的一条土路。邻居家的孩子们就是我最早的对手。我们把旧鞋当作球门，街边的房子就是球场界线（大多数时候是这样），若是一个大脚把路灯或窗玻璃踢碎了，我们就疯狂逃散；而我常常是受到指责的那个人，因为小镇上的人都知道，我是这群孩子里最迷恋足球的人。我想，这恐怕也是身为“唐丁霍的儿子”不利的一面吧。

我认为足球比其他任何运动项目都更能将人凝聚在一起，这一点在我们的街头足球中得到了印证。其他运动，如棒球、板球或美式橄榄球，都需要昂贵的器具或精心组织的球队；而对巴鲁这些贫穷、无组织的孩子来说，以上条件是遥不可及的。而足球，只需要一个球就行了。不论是1对1踢，还是11对11踢，获得的乐趣是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小区里，我几乎随时都能找到6或10个孩子一起踢球。我们的母亲就在近旁，她们能看护着我们避免出什么事。但在上世纪40年代，在这样的巴西小镇上，她们的担心根本没有必要——街上没有汽车，几乎没有暴力犯罪事件，并且，街坊四邻彼此都认识。所以，不论在什么时候，“鲁宾斯·阿鲁达球场”几乎总有球赛，除非裁判——我的母亲，把我们驱散。

足球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基本上任何人都能加入进来，不论是矮小还是高大，强壮还是瘦弱，只要会跑会踢，就能上场。所以，我们的街头球赛集结了五花八门的球员，每次比赛都像是联合国开大会：叙利亚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当然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巴西黑人。

从这一点来看，巴鲁就是巴西的缩影，后者吸纳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万移民。巴西就是一个大熔炉，其人口组成多种多样，几乎跟美国一样。外人大多不知道，圣保罗的日裔人口仅次于日本。巴鲁距离圣保罗有200多英里，其面积是圣保罗的百万分之一，但我们这里的移民同样很多，他们的祖辈最初都是在巴鲁小镇之外的咖啡种植园工作的人。我的邻居中，既有姓kamazuki的，又有姓haddad的，还有姓i的。足球让我们把彼此的差异置之脑后，有时候踢完球，我会去伙伴们家里，吃日式炒面、羊肉面饼或巴西豆米饭。在这个小小的地球村里，我种下了对其他文化着迷的种子，在其后的岁月里，我幸运地沉湎其中。

在小伙伴们中间，我踢球的热情最高，所以往往由我负责把大家分成两队。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为什么呢？嗯，不谦虚地说，父亲对我的训练已经开花结果，而这正是问题的所在。我所在的一方常常会以12:3或20:6的成绩碾压对方，别的孩子，甚至那些比我大的孩子都不愿跟我做对手。所以，开始的时候，为了保持大家的兴趣，我就不按人数分队，比如说，这边3个人，那边7个人，我则在那个人少的队伍里。但是这样还是不行，所以我就在上半场担任守门员，尽量保持双方的比分均衡，下半场才开始攻击。而幼年时担任守门员的这个决定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一个奇怪的影响，并让我获得了那个全世界闻名的绰号。绰号在巴西是个很有趣的东西，几乎每个人都有绰号，有的人甚至有三四个。那时，我的绰号其实是“迪科”，家里人都这么叫我。我弟弟雅伊尔的绰号是“佐卡”，我们俩要是不踢球，就跟别的孩子到几个街区外的火车站玩，看那些来自圣保罗或别处的旅客，这是我们观看世界的窗口。其他日子里，我们就去铁路桥下的巴鲁河上钓鱼。我们买不起渔竿和钓鱼线，就借来圆形木框的纱窗，把鱼从水里捞上来。有时候，我们去巴鲁小镇外面的树林里玩，或者是从树上摘杧果和李子，或是打鸟。那里有一种名叫tiziu的鸟，而我的另一个外号就因此而来，因为它又小、又黑、又快！

我的童年其实并不都是快乐的时光，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佳，我在7岁时就开始打零工了。舅舅豪尔赫借给我一点儿钱，我买了一套擦鞋工具——一个小盒子，几个鞋刷子，还有一条皮带用于挎着鞋盒走动。开始时，我给朋友们或家人擦鞋练习技术，熟练之后就到火车站给过往的旅客擦鞋。几年之后，我又去了一家鞋厂工作。还有一段时间里，我将街坊里一位叙利亚女人做的pastel——一种美味的油炸饺，常用碎牛肉、奶酪或棕榈芯做馅——送到小贩那里。他然后就去穿镇而过的3条铁路线中的一条近旁，把这些食物卖给旅客。

这些零工都挣不了多少钱，巴鲁是个穷地方，跟巴西其他地方一样。擦鞋的那段时间里我就发现，这里有太多擦鞋匠，但是鞋太少了。不论挣多挣少，我总是把钱交给母亲，她就用那些钱给家人买食物。家里稍稍宽裕的时候，母亲就会给我几枚硬币，让我去看戏。

还有学校。我在学校里的表现跟在球场上比起来就差得远了。我对足球的热情把我变成了一个冥顽不灵、桀骜不驯的学生。有时候，我会从教室里走出来，在院子里盘带一个纸团玩。为了让我遵守纪律，老师们对我用尽了方法——让我跪在一堆干豆子上，或是将纸揉成一团塞到我嘴里不让我上课时说话，有一位老师甚至让我面壁站着，双臂伸展，就像里约的耶稣基督雕塑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惹了大麻烦：我爬到了老师的桌子底下看她的裙底……

时间长了，我对学校也厌倦了。可以做的事情有那么多，而我逃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当时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上世纪40年代末，巴西的学龄孩子中只有三分之一上学，其中只有六分之一进了中学。话虽如此，这也不是个恰当的借口。很久之后，我为自己在校期间未能用心学习而后悔，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又付出了很多。

不论是好是坏，我都将大多数精力放在了球场上面。在这里我们无须考虑贫穷，无须考虑父母，也不必因以往的悲惨而耿耿于怀。在球场上，没有穷富之分，在这里，踢球就是一切。日复一日，我们在球场上交谈、呼吸、生活。我们当中很少有人知道，足球即将成为巴西有史以来最大盛事的主题。

那时跟现在一样，没有什么事情能像世界杯一样让所有人为之兴奋激动。每过4年，这项赛事都将世界各国聚在一起，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比赛、庆祝、游行。它就像是一个盛大的聚会，整个星球都受邀参加。在过去56年时间里，我参加了每一届的世界杯，或者是作为球员，或者是作为球迷，或者是作为这项运动的“宣传大使”。以我的“权威”经验而言，再没有什么事情比世界杯更好了。当然，奥运会也很好，但在我看来，奥运会里的比赛项目太多了；而在世界杯上，只有足球——其*不断叠加，最终在决赛时到达顶点，那时一个新的世界王者横空出世。

现在的世界杯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俗，但在1950年，世界杯首次踏上巴西土壤时，它还只是一个相对新颖的想法而已，并且它的根基并不牢固。第一届世界杯仅仅开始于20年前，在1930年。当时一位名叫儒勒斯·雷米特的法国人——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决定为这项最受人欢迎的体育项目创立一个展示的平台。他的想法是，每4年将世界各国球队聚在一起同台竞技，时间就在每两届夏季奥运会中间，希望能够提高各国足球队的公众形象，并促进世界和谐。遗憾的是，当时只有男子世界杯，而在几十年之后才有人提出了一个极好的、姗姗来迟的主意，同样为女子足球举办世界杯比赛。

开始的几届世界杯，其参赛国可谓形形色色，有古巴、罗马尼亚、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等，还有像巴西、意大利这样的足球强国。世界杯的声望和观众人数逐届增长，到了1938年法国世界杯时，其球场已经大到可以容纳数万人。但当年的世界杯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比赛前奥地利退出了比赛，因为在3个月前他们被德国吞并了。那一届的德国队招入了数名奥地利顶级球员，但他们第一轮就被淘汰了，而在巴黎球场进行的那场球赛，现场观众火药味十足，甚至往球场里扔瓶子。不幸的是，这种牵扯进政治因素的世界杯其后还有。

1年之后二战爆发，世界杯——跟很多别的活动一样——被长久搁置。1945年战争结束，但大多数欧洲国家饱受战火摧残，一心重建城市和工厂，很多年后人们才又想起该办一届全球足球比赛了。到了1950年，世界杯终于回来了，但国际足联需要一个国家来承办这场赛事，这个国家得是未被战火波及，并有能力建造球场及其他相应设施的，于是他们选中了巴西。

虽说有了主办国，但很多国家已经遍体鳞伤，无法派出球队到南美参赛。那时可不像现在能坐着喷气式客机出行，从欧洲到巴西需要30个小时的行程，中间还得在佛得角和累西腓等地中转。德国当时尚被盟军占领并一分为二，被禁止参赛。日本也是如此。苏格兰和土耳其在最后时刻退出了比赛。最终，欧洲这个南美之外足球力量最强的大洲只有6个国家参赛。这对他们而言是很不幸的一件事，但对巴西而言就是个天赐良机。我们仍盼着自己的首个世界杯冠军，它却总是跟我们擦肩而过。现在，竞争者少了，又是在自己家门口举办，我们怎么可能再让它从手边溜走？

在巴鲁，跟巴西的其他地方一样，我们都因世界杯而发起了烧；也许并不全是比赛的原因，而是我们都已经深信不疑——我们已经将世界冠军纳入囊中。那时我刚刚9岁，但早已懂事。“世界杯是我们的了！”我记得父亲在晚上收听收音机里播报的世界杯准备工作进展时，就这样一遍遍自信满满地说，“世界杯是我们的了，迪科！”

在小伙伴们中间，我们也讨论着赛后的庆祝和游行，还争论着谁要去看奖杯。我们一边在街头踢球，一边幻想自己就是世界冠军。事实上这件事非常怪异，因为不论我走到哪里，都找不到一个认为巴西可能得不到世界杯的人。

巴西焕发了新的能量，每个人都能感觉得到。人们走路似乎都在跳跃，想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即便是在巴鲁这样偏僻、与世界杯有关的仅仅是些风言风语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这些在“鲁宾斯·阿鲁达球场”踢球的小孩也心潮澎湃，想做点大事表现一下。我们把往常的街球比赛升级，成立了“正儿八经”的球队，就像巴西国家队、父亲的bac球队一样。我们还想有真正的装备——球衣、球裤、鞋、袜子，当然，我们还需要一个比一团袜子更像样的足球。

但是有个问题：我们连1毛钱都没有。

我向大家建议说，或许我们可以把手里的足球贴画凑起来换钱。足球贴画在当时非常流行，就像现在的棒球卡一样，每张贴画上面都有一个球员照片，外加几句话的简介。我的想法是，大家把手里的贴画都拿出来，放在一本集邮簿里，主要收集的是里约和圣保罗的球队贴画，因为那样会更值钱。然后再找一个买家，将贴画换成一个真正的足球。

大家立刻就同意了我的提议，但这点钱距离我们的目标还差很远。一个名叫泽波多的小孩建议说，我们可以在马戏团和电影院里卖烤花生挣钱。啊，好主意！可是到哪里去弄花生呢？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泽波多早就有了主意，他狡猾地笑了笑，说我们可以从铁路旁的仓库里偷一些。

听到这个主意，我们当中有几个孩子很不安。我记得母亲的严厉警告，她说偷窃是一种严重的罪恶。我能感到，其他小孩子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泽波多很善于游说，他说，不去偷仓库的话，可以到火车车皮里拿一些，毕竟，谁会在乎少了几包花生呢？

“还有，”他补充道，“谁不同意就是臭狗屎！”

好吧，我们反驳不了他，于是就战战兢兢地去了火车站。作为队伍的非正式领袖，我跟另一个孩子被大家推举出来，钻进车皮里去偷花生。我还心存疑虑，但……为了足球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