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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1页）

毛奇，这是一个小心谨慎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威的人，也是一个少见的恭顺的人。他有高度的文化教养，而且从每一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军人。他把战争看成是一门生意，而不是一门科学或艺术。他认为，在战争中军事力量代表着所投的资本，而胜利则是投资在战争中所带来的红利。他知识渊博，对战争极有研究，精通拿破仑的方法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但是他也绝不盲目地追随他们。他吸收了他们的优点，并在后来的战术发展之中加以运用。他从拿破仑的战例中懂得了运动是战争的灵魂，因而认识到，铁路将会在战略上成为最重要的因素；他从克劳塞维茨那里得知了管理国家事务的本领与指挥才干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对政治与外交事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是最早认识到后装式步枪的防御威力的人之一，而且还因此作出推论，认为除了要扼杀作战之外，不宜采用正面进攻，因为这种进攻的成本太高，而要寻求胜利，就要采取包围的方式。他还是一个多产的作家，不仅写了大量的军事史著作，写过一本有关铁路的技术性专著，而且一生都在纸上不断记下自己的难题，并经常分析这些难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重写，直到得出自己满意的解决方法。

他通过研究而清楚地看到：由于军队日益扩大，由于军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由于运动的工具不断提高，运动加速，因此，也就要求指挥分散化。同时，由于任何作战计划只能计划到主力部队开始行动为止，一旦进攻开始，下级指挥官就要按照他们自己的积极性去进行指挥，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当然，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需要符合总的意图。所以，战斗打响以后，概略的指令势将代替具体的命令。这样作，尽管会有引起某些混乱的危险，1870年就曾几次发生这样的危险，但是毛奇认为，这毕竟是两害之中取其小，如果浪费时间，那才是更大的危害。

1860年，毛奇写了一份专门的备忘录，提出了普鲁士同奥地利开战时的普军战略部署问题。备忘录很长，这里难以引用全文，但是只要从它的前一部分中摘出几段叙述，也就可以从中窥见毛奇考虑问题时的一些思想。

&ldo;奥普之间的战争将会影响欧洲所有的国家，因为无论哪一方获取相当的胜利，都将结束日尔曼地区目前的分裂现象……如果在欧洲的中心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日尔曼国家，那么，这个国家的权力和势力，都能同她的任何一个邻国相等，甚至于还要超过她的邻国。&rdo;

&ldo;英国需要在欧洲大陆上的各大强国之中寻求一个强大的同盟国。统一的日尔曼国家是她理想的盟友，符合她的一切利益，而且，日尔曼绝不可能向她提出制海权的要求。……然而，英国也许要维护旧的秩序，支持受攻击的一方，以防止欧洲的政治变革。必须承认，如果发生了政治改变，那么，在所有各个方面将会产生什么深远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法国最不希望出现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日尔曼民族帝国，但是她却希望从战争本身获取极大的利益，即占有比利时和莱茵河地区，也许还想占领荷兰。如果普鲁士的主力部队被牢固地牵制在易北河和奥得河地区，那么，法国的上述利益大概会有可能得到……&rdo;

毛奇还说：俄国为了获得君士坦丁堡，也许会支持普鲁士。对于这一行动，只有奥地利能够加以阻止，而海权国家是无能为力的。

&ldo;但是，对普鲁士来说，俄国的援助又总是带来双重的不利，它不是来得迟缓，就是来势凶猛……当俄军的势力到达我们的边境时，我们不是已经取胜因而不再需求援助，就是已经被打败了。然而，对俄国人的援助，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代价。对俄国来说，如果能在战争快结束时把自己的三十万有生力量送上战场，那么，他就可以控制局势，并且在决定性的范围内坐收渔人之利，或者是必须忍受我们的不幸。&rdo;[作者注：《毛奇关于1866年对奥作战的许划》，英国陆军部参谋部翻译和摘编（1907年版，伦敦），第4-6页。]

这份备忘录是‐篇逻辑推理的杰作。在尔后的六年中，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毛奇对这份备忘录作了周期性的修改，使它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

毛奇指挥的两次战争，即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重新建立了欧洲的政治基础，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两次战争，创立了一个日尔曼帝国，并且使她成了欧洲的战略中心。对于英国来说，这两次战争唤起了一个进行贸易竟争的挑战者。它们降低了法国的威信，从此以后，普鲁士成了欧洲大陆上起领导作用的强国。两次战争还削弱了奥匈帝国的势力。奥匈帝国，她象是一座堡垒，几个世纪以来保护着东欧不受土耳其和斯拉夫人的侵犯。这些变化的某些效果，是在后来才显示出来的。这里，我们的考察只限于两次战争的指导。

同以往的战争相比较，这两次战争在时间上是短暂的。这一点值得注意。第一场战争，普鲁士只用七个星期就赢得了胜利；第二场战争，虽然持续五个月，但是，战争的结果早在1870年9月1日的色当之战就已确定，当时法国宣战还不到七个星期。这些战争能够如此迅速结束，其原因是：战争只有有限目的，普鲁士参谋部占有优势，普军在运动上保有高速度，而且它的战术比对方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