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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1页）

在本乡，此乡属精神使人民发展一种村镇自治体的政治制度，这在中国为惟一的真实政府，中央政府仅为一班衙门阶级抽收捐税及兵士们所知道的机关，此抽税者及丘八太爷常为假借公务，张牙舞爪下乡滋扰的热心分子。其时在施行仁政的帝制时代，中央政府所加于人民的捐税，至为轻微，而乡民但觉得“天高皇帝远”，固不知有所谓中央政府的德意。征兵服役，向非人民所知，盖国家承平之日久，既无战争，又无匪贼，只有那些流氓，那些不事生产的无用之徒，才转起当兵的念头。及国家荒乱之秋，那就国家兵卒与地方土匪，怎样也找不出可以清楚区别之点（此当系指军阀时代之情形——译者）。其实就是二者之间加以区别，亦为非必要者。至于讲到法律与裁判的情形，则人民常怕上公堂，百分之九十五的争执是在本地长老辈面前解决的。被卷入诉讼案件，认为事实上的一种羞耻。年老的安分良民，常引生平未进衙门未上公堂以自夸，是以中央政府的三大作用:课收捐税、维持和平和保持公正，直接关涉人民者至微。根据中国式的政治哲学，政府统治之最优良者，应最少发挥统治作用，最少管闲事，即垂拱而天下治。此思想历久而不变，真正统治中国的政治机关，可以称为农村社会主义的政府。凡适用于农村者，亦必为都市共通精神的真髓。

此所谓乡村或市镇的地方政治机关，是非可目睹的。它没有具象的权力体，像市长或议员者。它是实际赖道德的观念受年事较长者之统治。此统治者之资格，亦为年高德劭，同时亦受一般土豪劣绅（破靴党）的统治，则借重其熟悉法律与历史。基本上，它是受习俗和惯例统治着，所谓不成文法律者近之。倘遇发生争端，常请出年老者或族长来公断是非曲直，公断标准不是单纯根据理由而是依照“人情公理”两者兼顾。倒是没有了律师的参加，反而容易察觉谁是谁非，尤其当两造同系生活于同一社会传统之下而彼此系属相识者。因无律师在场，使公正的判断益见可能，而判断公正，常使人心折服。乡村里的绅士似较城市中者清白一些，虽他们的寄生虫的本质是由于经济的关系而决定了的。也有良好纯正的读书人，他并不视处理争讼为职业，他们因为德性、学问、名誉，也能分享老年人所受的尊敬之权力。在此等老年人和读书人治理之下，人民生活着。临到争执不能用这种方法解决时，好像犯了伤害人命的刑事案件，或如分析家产，或其两造都决心争取面子、誓不甘休的时候，那么他们才请教衙门。但是这仅当两造都准备毁灭自己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民不畏怕衙门如同趋避瘟疫病一样。

中国人民常能管束自己，倘所谓政府者能听令自存自没而不加干预，则他们亦很愿意与政府不相往来，尔为尔，我为我，今如给予人民以十年长期的无政府状态，在此时期，政府一辞，无人提及，他们很可以安静地生活下去，他们的事业，也会发展而兴旺起来，他们会垦殖荒地改成果园，制作用具，转辗传贩之于全国，亦将能发掘地下之宝藏，扩展各人之事业。鸦片将不复有人种植，因为没有人迫使之种植，将自然而然绝种。他们还能积聚些积蓄，足以救济临时的水旱灾荒。让他没有高悬“富国利民”匾额的甚么甚么税局，则国家将趋于强盛，而人民趋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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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贤能政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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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个国家为标准，吾们的政治生命中最显著的特点，为缺乏宪法，并缺乏公民权利之观念，这样的特点之存在，只因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和政治哲理、道德融和的哲理，而不是一种效力的哲理。它把道德和政治混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宪法的基本概念，是在预断地把统治者当作坏坯子看待;他或许会滥用权力而损害我们的权利，吾们乃借重宪法为捍卫吾人权利的武器。中国对于政府的概念，恰与此预断直接地相反。中国人只知道政府是人民的父母，谓之“父母政府”，或者是“贤能政府”。他们将照顾人民之权利，一如父母之照料其子女，是以吾们人民把“便宜行事”的权利交托于政府，便予以无限的信任。在此等人手中，吾人付托以数千百万的资产，从不一问其开支报告;吾们又赋予此辈以无限政治权力，亦从不计及自卫吾人之权益。吾们只把他们当作圣贤君子看待。

对此所谓贤能政府所下的批评，其精审、公平、正确，应无过于二千一百年以前韩非子的伟论，韩非子为属于法家之大哲学家，约生于孔子后三世纪。他是法家哲学派中最后亦为最伟大的一位，他的中心主张便是建立法治政府以代人治政府。他的分析人治政府之罪恶极为精确，而他所描述的当时之政治生活现象极相类似于今日的中国，倘令韩非子复生而亲向吾人口述，亦将不易一字。

依照韩非子的意见，政治智慧之，始终摈弃道德之俗论并避免道德之改进。著者亦深信吾人停止谈论人民道德的感化愈早，则吾人之能建立中国之廉洁政府亦将较早。可是事实上有那么许多人在议论着道德的改进，以为政治罪恶的解决手段，适足以说明他们的思想之幼稚，和他们的领悟正确的政治问题之低能。他们应该明了吾人已经继续不断地谈道德的腐论历二千年之久，卒未能用道德之力量改进国家，或使她有一个比较贤明廉洁的政府。中国人民应该明了，倘令道德感化真能有何裨益，中国今日应早已成为天使圣哲的乐园了。依著者愚见，用道德来改善政治的思想和议论，何以如是流行，特殊那些官吏们谈得尤为起劲，就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改革，至少不会有害于人。可是吾们那些高呼提高道德的大人先生，都是不怀好意，有几个简直有一颗墨黑的良心。著者固知张宗昌督办和别位恢复名教礼制而提高他人的道德水准者，通常都广置姬妾，自五人至十五人不等，又为强奸幼女之老手。吾人说“仁义是美德”，他们亦将回答说:“不差，仁义是良行。”这样胡胡调，固无伤于任何人。另一方面，吾从未听见吾们的官僚老爷讲起法治政府，因为人民将对之说:“很好，我们嗣后将用法律检举你们，而请你们进监狱。”是以吾人停止谈论道德愈早，而移其论旨于严格推行法治，则吾人愈能及早阻止官僚之闪避法律制裁，使他们不再能托故优游外国租界而写写意意诵读孔子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