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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1页)

第二章中国人之德性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这种品性,吾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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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圆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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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插ract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封建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导,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藉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插racter一字,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个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苟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它把“大学之道”定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智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者作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吾们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进,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底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的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做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戏。

吾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并(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他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斯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轻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老苍,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已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地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巴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轻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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