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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7章（第1页）

数字3在《蒙古秘史》中共出现125次，三人组合58次（46）；时间、空间、距离37次（30）；十进制数字13次（10）；部落11次（9）；活动、行为4次（3）；动物2次（2）。数字3作为一种3倍数系统中的因素的一种虽不明显但却更为传统。

数字4在《蒙古秘史》出现49次。指四杰12次；四狗6次；朵尔边部、部族5次；其他人7次。

数字5在《蒙古秘史》共出现5次。五人组合14次；物品（羊、箭等）11次；十进制单位8次；部落2次。著名的折五箭教五子团结的故事中5出现了10次。

数字6在《蒙古秘史》共出现15次，总是作为一种霉运与恶行的前兆或叛逆的背景。用法如下：时空概念7次；人名3次；部落名称2次；第六个孩子2次；十进制单位1次。

数字7在《蒙古秘史》共出现26次，用法如下：七人组合16次；杖笞4次；时间概念3次；其它（无法确定）3次。7在很多情况下似乎时文体需要。

数字8在《蒙古秘史》共出现59次。有一个部落的名称叫乃蛮，涉及它时8数字出现了50次，其余出现9次。

数字9在《蒙古秘史》共出现20次。用法是：时间、空间、距离概念5次；行为或活动5次；物品5次；九人组合2次；十进制单位2次、动物1次。9字在成吉思汗出生前的59节和死后的15节中都没有出现。在第60节时由9字引导出场的成吉思汗9岁，在267节由4个9字引导成吉思汗离开人间。

数字10在《蒙古秘史》共出现32次。用法是：十进制单位14次；11至19的数字9次；空间与时间概念5次；誓言和预兆2次；其它（无法分类）2次。主要用于1206年成吉思汗登上罕的宝座后，对蒙古军队及部落制度进行重组的场合下。

10的序列形式的数字在《蒙古秘史》共出现36次。十数9次；二十数3次；三十数8次；四十数1次；五十数1次；七十数7次；八十数4次；九十数3次；37、73、95数出现6次。

99以上的数字在《蒙古秘史》中也相对少，整数100出现了36次，其中33次仅仅指100人的单位，其它3次指贡品动物的单位。数字200出现2次；数字300出现2次；数字400出现1次；数字500出现1次；数字800出现2次；数字900出现1次。

1000以上的数字在《蒙古秘史》中出现100次，其中80次是以简单的整数。1300数字2次；1400数1次；1500数字1次；2000数字2次；2600数字1次；3000数字1次；4000数字6次；5000数字2次；9000数字4次。

10000数字出现52次，大多数情况下用在万户和部落及人民身上。

蒙古学研究之七

更新时间:2005-7-2310: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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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土地思想

学者扎拉嘎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0年第2期上以《成吉思汗土地思想浅析》为题分析了蒙古人的土地观念。蒙古人历来重视土地（故土），土地观念是成吉思汗社会思想的构成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帝国中，土地是政权的依靠，是经济的基础，那时的封建主是土地的所有者，成为大汗必须占有土地才有威信，土地是权利的象征，所有土地象征着繁荣和富裕，所以，游牧民对土地的欲望是他们万欲的出发点，成吉思汗向外扩张也是为了占有土地。

成吉思汗的四游黑纛及九游白纛

《成吉思汗的四游黑纛及九游白纛初探》是明安特&iddot;额尔德木图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0年第1期发表的研究成吉思汗的&ldo;纛&rdo;的布置图的文章。成吉思汗的四游黑纛摆放位置是中间一纛，四角上各有一纛；九游白纛的摆放位置是中间一纛，四方和四角各有一纛。这种摆放位置毫无疑问是在反映以汗为中心的最高统治者的尊严和权利。四游黑纛和九游白纛的摆放位置最初和北方游猎民族的性崇拜观念中的&tis;、＋、反万字符等图形为基础，加上天地宇宙观、星位图、阴阳八卦和五行说理论，又与蒙古族的敖包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了成吉思汗的四游黑纛和九游白纛的位置图。

寻找成吉思汗陵墓

日本学者加藤晋平撰文，张文平翻译的《库尔班库尔调查中卫星图像的运用》，刊载于《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1期，重点介绍了在寻找成吉思汗陵墓过程中的所见和取得的成绩。1990年到1992年一直持续了三年后，于1993年又作了一次补充性调查的由日本考古研究所和蒙古学学会联合进行的科学考察课题，目的是寻找成吉思汗陵墓所在地。运用了一些科学手段，如卫星照片分析、地球物理学的地下勘探、田野考古研究等。到最后，只有遗憾地说，此次课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就是说，还没有找到成吉思汗陵墓。从1990年，调查队的人们一直认为成吉思汗陵墓应为一座大型建筑，象辽、金或明朝的帝王们的陵寝那样，拥有一座地下宫殿。在1991到1992年的调查结果出来后，调查队重新感到成吉思汗的陵墓不会象中国那些功成名就的帝王们的陵墓那样规模宏大，各种各样的对蒙古皇帝埋葬仪式的记录，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

古代蒙古帝王密葬习俗

那木吉勒旺楚格在《内蒙古社会科学（蒙文版）》2000年第1期以《古代蒙古帝王密葬习俗之我见》为题探讨了蒙古帝王密葬的文化根源。蒙古族的丧葬不仅是习俗现象而且是文化现象，蒙古帝王的尸骨没有向其它王朝一样建立起宏大的陵寝，而是进行了密葬，成为千古之迷，这与蒙古族的文化习俗有关。蒙古族最早的萨满教有朴素的对生命的解释，认为生命过程是生、活、死、再生，人是自然界的一分子，而且相信万物有灵，人的灵魂藏在人的血和骨之中，因此特别重视对人的血和骨的保存，保存王汗的血肉之躯的完整，是对他们的无比崇敬，也是免除对其灵魂干扰的一种办法。还有，蒙古人也特别重视对祖先的崇拜，从万物有灵到对性的崇拜到对自己祖先的崇拜，也要求蒙古人对故去的先人，特别是故去的帝王的遗体有一种处理的办法。再有蒙古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因而导致他们重名誉轻物质的性格。既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回归自然是在好不过的事情，因此，蒙古人在对帝王遗体的处理上采取了密葬的办法。蒙古人一方面对帝王的遗体进行密葬，另一方面，又大张旗鼓地祭祀帝王的灵魂，因真正的灵魂之所‐遗体不便被人知晓，所以采用其他一些方法，如祭祀敖包、宫室、战旗、萨满的翁衮等表达自己对帝王的崇敬之情。这一暗一明的做法，正是蒙古人对帝王丧葬过程中密葬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