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没什么不好。读书原本是读书人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过去看外国电影,常见老外一觉醒来,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坐在床上就吃起早饭来,心里很是不以为然。后来自己也觉得好笑。人家又没在你床上吃,关你什么事?同样,咱们一大早起来,抄起一本书就往厕所里跑,也用不着别人来说三道四。
但,随意归随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却总还得心存敬畏。
这份敬畏不是对某个人的,也不是对某本书的。一个人,哪怕他学问大得跟钱钟书似的,也没必要对他点头哈腰。人,无论贵贱贤愚,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然而对于人类的文明,以及那文明的传承方式和传承载体,却应该有恭敬之心。
这也是一个民族有没有出息的标尺之一。日本人就懂得这一点。日本人,不管表面上如何狂妄,不可一世,口气大得让人反感,心底里却总是保留着对某些东西的敬畏。在日本,一些国宝级的文物是必须跪下来看的。小泽征尔甚至说《二泉映月》是应该跪下来听的。中国人就不会说这句话。中国人只会对皇帝、对强权、对能够决定或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比如救苦救难的菩萨或明察秋毫的清官)下跪,决不会对一个什么瞎子拉的什么小曲下跪,何况那瞎子据说还&ldo;品行不端&rdo;!不把它弄到垃圾车上去做开道的声音,就不错了。
也许,这正是小日本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向全世界叫板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也不是没有敬畏。农村里一直有&ldo;敬惜字纸&rdo;的习俗,读书人至少也知道敬畏孔孟。但前者是巫术的,就像怕鬼,怕符咒,怕妖法;后者则是功利的,就像小孩怕大人,老鼠怕猫。因此,一旦孩子成了大人,或者知道了世界上并没有鬼,就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你看现在一些人,书没读两本,只要混得一两个头衔,大小是个人物,就什么人都敢说,什么事都敢讲,什么场子都敢上去练把式,和当年的&ldo;斗批改&rdo;有什么两样?这可真是耗子成了精,连猫都敢打!
不是说谁谁谁就批评不得,也不是说只有谁谁谁才有批评权。但搞批评毕竟不是开黄腔,总得要有一条底线。有底线才会有底气。这根底线就是&ldo;无知&rdo;,或者说,自知其无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敬畏。唯其敬畏,才要读书。我在《春来不是读书天》一文中说过,读书原本因为恐惧,对未知世界和陌生世界的恐惧。
这恐惧只有敬畏才能战胜。‐‐先是对鬼魂的敬畏,后来是对神灵的敬畏,最后是对真理的敬畏。对真理为什么要心存敬畏呢?因为真理是天下之公器。它不是哪个人发现的,不是哪个人的私有财产,也不掌握在哪个人手里,只存在于一代又一代人不懈的追求中,而且永远没有穷尽。心存敬畏,就是要明白,任何人都不是真理的化身,已知也不等于全知。和未知领域相比,我们其实知之甚少,没什么可狂妄的。
中国的学术界却似乎缺少这个传统。在中国古代的&ldo;圣贤&rdo;们看来,真理是可以穷尽的。岂止是可以穷尽,而且是已然穷尽。唐尧虞舜,文王周公,&ldo;先王之道备矣&rdo;。只要掌握了那一套,就是圣人,一一人人皆可为尧舜嘛!那么,我是尧舜我怕谁?即便当不成尧舜做不了博导,流氓总做得了吧?那么,我是流氓我怕谁?
没有了敬畏,也就没有了底线。除了怕强权、怕暴力,什么都不怕,还怕你几个读书人?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连只鸡都杀不死的,怕你个鸟!一个什么都不在乎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在乎自己;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最后就什么都不是;而一个民族如果什么都不敬畏,那就不但难有长进,没准连家底都保不住。一提起帝国主义的掠夺,我们就义愤填膺,却不肯想想,我们自己又烧了多少毁了多少?就在前不久,那个定海古城,还不是说拆就拆了?胆大包天嘛!更可怕的还是&ldo;建设性破坏&rdo;;一哄而上的&ldo;现代建筑&rdo;,形同垃圾的&ldo;城市雕塑&rdo;,言之无物的&ldo;学术成果&rdo;,铺天盖地都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毫无敬畏之心。什么房子都敢盖,什么房子都敢拆,什么人都敢画图纸,什么人都敢写文章,什么颠三倒四着三不着两的话都敢讲。只要自大褂一穿,也甭管什么人,都敢在病人身上动刀子。当然,随便读完什么书,也都敢发议论。
还有什么,比这种无所顾忌更可怕呢?
因此我以为,一个人,一个读书人,一定要有所敬畏,哪怕你一不信神二不怕鬼,哪怕你站着撒尿躺着读书。
谁是最有知识的人
读书人,又叫知识分子。顾名思义,也就是有知识的人。
有知识的人受人尊敬,知识就是力量嘛!即便不是什么力量吧,至少也是体面。一个人,有知识,天上地下,过去未来,问什么知道什么,说什么像什么,或不管别人说什么都能插上一嘴,还能说得头头是道,自然让人敬重、佩服。这就有面子,就左右逢源,里外光鲜。所以,不管读过几本书,有没有知识,也都要做有知识状。就连那些星们,答起记者问来,也说自己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尽管其中一些人其实是更爱泡妞或者拍写真照的。如果这人又有个博士学位,或高级职称,那就更&ldo;牛&rdo;了,非得表现出自己&ldo;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rdo;不可。
反正不会有人像苏格拉底那样宣布自己无知,哪怕他是一个苏格拉底专家,一个讲希腊哲学的教授。
苏格拉底这人也真怪,居然说出&ldo;自知其无知&rdo;这样一点也不世故的蠢话来。
你说他谦虚吧,他说他是雅典城里最有智慧的人;你说他狂妄吧,他又说他的智慧只不过是知道自己无知。这简直就是开玩笑!最有智慧的人居然是最无知的人,那么,最有知识的岂不成了最没智慧的?难怪愤怒的雅典公民要用民主的方式把他送进阎王殿了。其实,苏格拉底并没有说智慧就是无知,而是说,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无知。知道无知和无知不是一个概念。一个人,如果连自己无知都不知道,那是真无知。如果居然知道自己无知,就不无知了,因为他至少有自知之明。因此,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不但是最有智慧的人,而且也是最有知识的人;有知识,才会知道知识是不可穷尽的。世界上没有人全知。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知道因特网嘛!正因为没有人全知,这才要对知识、对真理心存一份敬畏,有此敬畏,才有对知识和真理的探求,知识和真理也才会和我们一路同行,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能解释,还读什么书、搞什么科学研究呢?
所以,苏格拉底和别人讨论问题(这是他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并不要求一定要得出一个最终的结论,反倒更喜欢得不出结论。大家都理屈词穷,大家都山穷水尽,也就皆大欢喜。皆大欢喜,不是因为大家都摆平了(这是中国人的想法),而是证明人的认识能力确实有限,没有人无所不知。能意识到这一点,就算是达到了最高智慧的境界。其实,不要说苏格拉底的&ldo;自知其无知&rdo;,便是一般意义上的&ldo;无知&rdo;,有时也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知之甚多和习以为常反倒可能是深入理解的大敌。我赞成这样一种观点:&ldo;只有&lso;无知&rso;、&lso;陌生&rso;而引起的&lso;好奇&rso;,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rdo;(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从而由无知而有所知,但其前提,却是&ldo;自知其无知&rdo;中国的传统正好相反。读书做学问,是为了证明自己无所不知。中国的读书人最耻言无知。说人无知,无异于挖人祖坟。但不说别人无知,又如何证明自己有知?所以又非说不可。于是,一旦发现别人的文章里有了&ldo;硬伤&rdo;,就幸灾乐祸,奔走相告,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那意思是说,你不是知识分子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这回露马脚了吧?看你还敢再牛逼!不是说发现了错误也要装糊涂,也不是说不能指出别人文章里的硬伤。给作者提个醒,那是与人为善;公开说出来,也可以一正视听。但也用不着像瞎猫逮住了死耗子一样,硬拿这耗子证明自己不瞎。被逮住的则往往死不认账,有的还要硬说这是盗版集团的阴谋。想想真是何苦!也就是写作时小心点的事。查个词典,核对一下出处,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人,别望文生义自作聪明,不就行了?万一当真错了,也只有认错。硬伤就是硬伤,硬邦邦地在那里,谁都看得见,赖什么呢?不过,设身处地替他想,不赖也不行。一认账,就不是&ldo;知识分子&rdo;,没有安身立命的本钱,靠什么混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