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瞩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恢悔余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决议永远开除
其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之所在。&rdo;1上述可见,蒋介石对狂精卫投敌是待反对的态度,根本不存在分途合谋。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日本拉出汪精卫粉墨登台,却是出于无奈。日本知道汪精卫的价值:一是汪早已是为人们所诟骂
的亲日派,二是国民党的实权不在汪手中而是在蒋手中。因此日本诱降的真意是要把蒋介石集团拉过去。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ldo;无需说,从本质上来
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梯而
1《陈布雷回忆录》(二)第90页。
已。&rdo;所以,汪伪政权建立后,过了八个月,直到1940年11月31日日本才
予以正式承认。日本借此向蒋介石投以钧饵。日本寄希望于蒋介石投降,想把&ldo;最好的菜&rdo;留起来给蒋介石。汪伪政权自政府主席以至各院各部官衔,
都冠以&ldo;代理&rdo;二字,汪伪政权一直以林森为主席;虚位以待,汪精卫为代理主席。汪精卫、陈公博就表示过日蒋&ldo;和谈&rdo;成功,汪伪政权仍可取消。
今井武夫认为:&ldo;为了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南京政府就成了日华协作的实验台,而且在全面和平的时候,又可作为
媒介,具有充作垫脚石的决心。&rdo;1在日本人的眼里,汪精卫不过是&ldo;实验台&rdo;,是&ldo;媒介&rdo;,是&rdo;垫脚石&rdo;。
二、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和谈
蒋介石没有象汪精卫那样投降日本当汉奸,但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始终没有断了同日本妥协的念头,而且也没有断过秘密和谈的活动。这种
活动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第二阶段是反共高潮时,第三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四阶段是抗战末期。
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悄悄地通过各种渠道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这时,蒋介石同汪精卫是&ldo;和衷共济&rdo;,合伙经营的。
当时是通过两条渠道进行妥协工作。一条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在7月13日向国际联盟递送了第一次声
明。在9月10日,以中国代表身份向国联秘书长提出申诉书,请求国联采取适宜而必要的行动。于是,国联决定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以资商讨。9月12
日中国再提出补充声明,诉清国联对于日本侵略采取必要的行动。11月3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发表了语气软弱的对日宣言,
只是说日本侵华,&ldo;全世界对之均有一种不安之忧虑&rdo;,&ldo;各国代表仍信当事双方倘同意停战,俾乘机试行解决,或可达成之目的&rdo;,对日本的强硬态
度,&ldo;各国代表殊难理解&rdo;,&ldo;各国对之不得不考量其共同应取之态度&rdo;。对这样一个软绵绵的宣言,蒋介石还是很满意的,在11月15日日记说:&ldo;九
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须实现也。&rdo;
1在这时,日本也想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想两国直接交涉。这样,日本就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再由狄克逊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由陶
德曼找蒋介石商量和谈。这就是所谓&ldo;陶德曼调停工作&rdo;。1937年10月21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ldo;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
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象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日本也是欢迎的。&rdo;狄克逊又以同样的电文打给南京。第二天,德国外交部
给驻华大使密电:&ldo;我的认为,就目前来说,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rdo;10月30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
曼给德国外交部长发了一份特密急电说:&ldo;今日我将令我传达的意见和外交部次长陈介谈了,同时还告诉他,与日本觅取解决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
我们愿意做联系的途径。他说委员长要先知道日本的条件是什么,我就答复
1《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
1引目《蒋总统秘录》第2462页。
他,日内我和委员长谈。但是现在就要采取第一个步骤,因为这是心理上要求和平的时候。布鲁塞尔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外交部次长也是同样的意见,
但是他问我们如何能把事情推动起来。我建议他转告他的政府,说我们愿意做与日本联系的途径;我又建议授权给我告诉日本政府,开始时只说中国准
备觅取解决。&rdo;11月3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急电,提出了日本的条件为:
&ldo;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用这个先例看起来,中国不应该有所反对。2、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