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的营垒中,产生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伪政权的事件,这是历史的插曲,从而也构成了一个对立面。
汪精卫投降日本,这是有深远的原因的。外因上一个主要的是蒋汪争斗已久,汪精卫要另找出路。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时的声望已经很高了,&ldo;当汪
已获得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的称号时,二等兵蒋介石还在北海道的第十三野战联队&lso;洗刷军马&rso;呢。&rdo;1&ldo;当孙(中山)在北京生命垂危之时,汪就守候
在他的床边,等到要写政治遗嘱时,汪就代表这位病危的领袖执笔,这是很自然的。
因此,最后为孙的政治主张向后代作解释的人是汪,遗嘱的起草人也是汪,而孙同意这篇遗嘱并吃力地作了最后一次签名。对于多数人来说,汪在
孙病榻前那一幕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另一个无可争论的标志,它说明汪具有继承孙的权力和资格。&rdo;但是,汪精卫在1926年以后就斗不过蒋介石而走了所
谓十年的&ldo;下坡路&rdo;。所以,有人认为:&ldo;汪的自尊心使他视而不见,政治上的挫折则使他恼怒异常,??他把他的不幸告诉了日本人,而日本人由于
没有更好的侯选者,乃接受了他的帮忙。&rdo;2年因上一个主要的是汪精卫认为中国无力抵抗日本的侵犯,必须求和。汪精卫是&ldo;恐日病&rdo;患者,他认为国
民党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只有对日&ldo;和平&rdo;(即投降),国民党才有力量反共,如继续抗战,会使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1939年7月,汪精卫在《我
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声明中,更把这个内因彻底披露了。他说:&ldo;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
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来,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
产党的牺牲。另一条路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的阐明起来,重新的实行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第一
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确立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我决定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
我决定团结同志并团结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有志之上,来共同走上这一条路。&rdo;后来同汪精卫一道做汉奸的周佛海写的《回忆与前瞻》中对于这
一点说得更明显:&ldo;我当时的意见,以为在北方,我们决不能再和九一八一样的毫无抵抗。因为在北方如果不坚强的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国的决心和实
力,就不能戢当时一部日本军人的气焰。我们要以实力表示我们是不可以不战而屈,我们要以实力使日本知难而退。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种政策,就是我
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所以我们的抗战只应限于北方,不应在北方以外的地方,自行挑战。自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
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的关系。当时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
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研究的结果,觉得第三种看法是对
1《通敌内幕》(上册)第35页。
2保罗&iddot;菜因巴格:《蒋介石的中国》第208页,转引自《通敌内幕》(上册)第11页。
的。&rdo;又说,&ldo;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rdo;1938年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约孔样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张群等谈今后抗战要计,
&ldo;汪亦未有他语,仅谓&lso;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争,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争&rso;而已&rdo;1汪精卫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日本要结束战争,要和;我国
无法打下去,也要和。中心是一个&ldo;和&rdo;字。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就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分裂,首先把汪精卫集团拉过去,亲日派
大资产阶级公开投降日本并建立了南京伪政权。日本之所以看中汪精卫,是因为&ldo;汪兆铭在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却自抗战开始
以来,不断力倡和民,反对全面抗战,且被视为有私通日本,使停泊在长江上流的日本军舰逃出中国封锁线的行为。他又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和
平工作之际,毋宁说是有点采取偏向日本的态度。还有当广州沦陷时,更传播&lso;中央将军队拉到武汉去了&rso;的流言:后来在武汉沦陷乃至长沙大火之后,
又藉口责难政府军的焦上战术,其反政府的言行颇为显著。&rdo;所以日本&ldo;乃正在考量着象这样的汪兆铭则是他们所要引其为傀儡的一张王牌。&rdo;1经过一
系列的秘密投降活劝。参加的人有高宗武(国民政府外交部亚州司司长)、董道宁(亚州司日本科科长)和梅思平、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及汪精卫
的老婆陈壁君等,最后于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私离重庆。陈布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