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袁等曾在杨部任过要职,旅团长中有共产党张汉民、王泰吉、阎揆要等。&ldo;九一八&rdo;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激起了杨的爱国思想。1933
年日寇犯热河时,杨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日。同年5月,杨在人员、武器等方面积极支持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杨部在陕南与我红四方面
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议。当我红二十五军北上威胁到他的利益时,又加上蒋介石命令他打红军,于是他就调兵去映南打红军。1931年1月,杨
调其囚十二师冯钦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红二十五军,结果被红军歼灭了六个营。2月,杨又把他的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并亲自到兰田
指挥,结果第二旅两个营被歼灭,第三旅五个营被歼灭,第一旅被全歼。总之,杨虎城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使他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若再
同红军打下去,只能把老本丢光,最后垮台。杨曾说,部队被派往打红军,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他和张学良一样,在遭到红军的严重打
击之下,也开始考虑同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1935年秋,南汉宸1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表示赞同。这一年12
月,中国共产党又派汪锋对杨及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1936年春,王炳南奉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的工作。经过多方面努力,杨虎城
完全接受我党的&ldo;停止内战,一致抗日&rdo;的主张。
张、杨的动向和西北的状况,蒋介石当然是甚为不满的。1936年10月
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ldo;督剿共匪&rdo;。28日,蒋在与张学良谈话时,张露出希望与中国共产党&ldo;妥协的意见&rdo;。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
&ldo;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rdo;&ldo;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
1有的文章认为不是南汉宸而是申伯纯。
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未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rdo;1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条路:一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前线(剿共),不得违抗命令;另一条是如果不愿&ldo;剿共&rdo;,则立
刻将所部调出陕甘。这两条路对张、杨来说,一条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条,不仅在反共战争中必然使自己的势力逐步被削弱,而广大官兵也不愿同
红军作战;如果接受第二条,一旦离开西北地区,两支军队又彼此隔离起来,那就必然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前途不堪设想。既不愿听从命令,又不愿离开
西北,那么怎么办呢?张、杨决心先进忠言,希望蒋介石回心转意,不得已则用武力。这就是所谓&ldo;先忠谏然后兵谏&rdo;。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在洛阳见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生变,请蒋务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这一天日记上说:
&ldo;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貌危局,盖余个
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rdo;2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在引言中说:&ldo;中正于二次人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勾
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rdo;但是,蒋介石为了&ldo;剿共&rdo;,认为&ldo;剿共&rdo;已到了&ldo;最后五分钟成功
之阶段&rdo;,所以还是亲赴西安。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西安,住在西安东郊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召开西北&ldo;剿共&rdo;会议,把陈诚、卫立煌、蒋鼎
文、陈继承、朱绍良等高级将领都召到西安,任蒋鼎文为&ldo;剿共&rdo;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将中央军三十万人马调来西北,准备把张、杨的
部队调到二线(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他亲自指挥这所谓&ldo;最后五分钟&rdo;的决战。7日,蒋介石再度命令张、杨加紧进剿我陕北革
命根据地。张学良向蒋介石痛哭陈述联兴抗日的道理,蒋介石拍桌子严词训张学良说: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9日西安学生和群众举
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团结抗日。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张学良赶赴灞桥(由西安市区通往临潼的必经之地)劝阻。
第二天,张学良向蒋介石谈及劝阻沪况。蒋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说:&ldo;汉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lso;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活可以代
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rso;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lso;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
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rdo;在这一天日记中,蒋介石说:&ldo;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rd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