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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第1页）

这是1932年，雷海宗应聘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开设&ldo;中国通史&rdo;课程，当时的学生刊物《清华周刊》上&ldo;教授印象记&rdo;描绘的形象。

‐‐‐会上，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做批判发言。因发言者南腔北调，再加上声嘶力竭，也听不清讲些什么。然而，会场那严肃的气氛，情绪的激昂，震天的口号声，真有刺刀见红的感觉。……最后是被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因离得太远，看不清人的模样，只听他说：&ldo;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rdo;

这是1957年雷海宗被划为&ldo;右派&rdo;后，为了对新生进行阶级教育，学校安排新生旁听批判雷海宗的大会。

从1932年到1962年，一位学者的人生在1957年被划断。

雷夫人记得，1957年夏，天津市召开&ldo;反右&rdo;大会，会上雷海宗被划为&ldo;右派分子&rdo;，会后他回家进门时弯着腰，很沉痛地对夫人说&ldo;对不起你&rdo;。次日，他突然便血两马桶之多。&ldo;他躺倒了，从此无人敢进我们家门。我二人终日默默相对，食不甘味，寝不安眠。&rdo;历史系叫他作检讨，不知写了多少次，直至骂得自己一无是处，方能通过。

等到雷海宗摘掉&ldo;右派&rdo;帽子后，系里纷纷来人，对他说，这门课无人教，那门课无人讲授，&ldo;恨不得他成为孙大圣&rdo;。1962年春，患慢性肾炎已3年，严重贫血，乃至全身浮肿、步履艰难的雷先生，坐三轮车来到教室，重上讲台。

史学大家何炳棣上世纪30年代求学于清华历史系。他认为，由于近20年来学界对陈寅恪的研究和讨论十分热烈，目前不少学人认为陈寅恪是所谓&ldo;清华历史学派&rdo;的核心，但&ldo;事实上30年代的清华历史系绝不是以陈寅恪为核心的&rdo;。

当时蒋廷黻担任系主任。他采取的革新措施之首就是聘请雷海宗回母校主持&ldo;中国通史&rdo;这门基础课程。雷海宗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即开始以文化形态史观试图建树中国通史的宏观理论架构。因此，何炳棣记忆中的清华历史系显然更加多元，&ldo;当时陈寅恪先生最精于考据，雷海宗先生注重大的综合，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专攻中国近代外交史，考据与综合并重，更偏重综合&rdo;。

雷海宗开启了史学界的风气，堪称一代宗师。然而后世研究者看得很明白：他的学术观念和思想，与后来取得学术话语领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不尽相同，甚至完全相左。&ldo;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资产阶级史学权威，在解放前就曾以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违的文化史观闻名于世。虽然，解放后的雷海宗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觉得找到了真理，发现了新的世界，&lso;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rso;使其恢复了&lso;青年时期的热情&rso;，但在当道者眼中他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必须清算。&rdo;

他在1957年的遭遇，被后人称为&ldo;蒙难&rdo;。当权者甚至拟定了一个为期两年的&ldo;批判计划&rdo;，&ldo;以批判雷海宗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重点，一共十五项题目&rdo;。&ldo;披着史学家外衣的、具有二十多年反苏反共政治经验的老牌右派分子&rdo;等罪名不断袭来，温文尔雅的雷教授终于声嘶力竭地承认&ldo;我叫雷海宗，反苏反共二十多年……&rdo;。

雷海宗：历史的碎片（2）

2002年，雷海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南开大学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但有观察者感到遗憾：现在的纪念者大多也是当年历史的亲历者，读起他们的回忆文章，还是感觉有些史实较为晦涩，不提也罢。

潘光旦：教育的忏悔（1）

潘光旦（1899－1967）字仲昂，江苏宝山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留学，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务领导，研究社会学、优生学、性心理学、民族史等，卓有成就。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1951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休息时，毛泽东主席从主席台上下来，与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潘光旦交谈。

研究者这样解读这张照片：潘光旦上大学时因体育事故，断了一条腿，行走不便。大概是休息时毛泽东见其他人均离席走动，惟潘光旦端坐未起，故特加顾问。毛泽东与别人在一起的照片，大都位置显要，很&ldo;露&rdo;脸，而这一张，却是个背影，且站在一旁。潘光旦委员情绪饱满，谈锋正健，案几上摞着文件，左手中的烟斗似乎还有余热。建国伊始，知识分子心情舒畅、欲展抱负的情态跃然其间。同时，我们从领袖谦恭的背影里，也不难看出国家爱惜人才、重用人才的殷殷之情。然而，就在六年以后，知识分子即厄运临头，被打入了&ldo;另册&rdo;，及至&ldo;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rdo;更革出了个&ldo;知识越多越反动&rdo;。潘光旦也未能幸免，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7年含恨辞世。这些遭际，是照片上的那个潘光旦所万万不会想到的。

收录这张老照片，编者尚需补白一句：&ldo;潘光旦或许不为人熟知，在此聊补一笔。潘光旦，社会学家，是梁启超的学生、费孝通的老师。&rdo;

今年费孝通辞世，有人敏锐地指出：&ldo;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失去了一位最为敏锐的见证人。&rdo;在中国社会学史上，费孝通属于第二代学者。尽管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上，他经常跟上一辈人在一起，但他总是清楚地意识到在为人、为学上两代人的差异。他所感受到的&ldo;代&rdo;的差异不仅局限在社会学界，而是更广泛地存在于前后两代知识分子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