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25日,国民政府决定把禁烟的一切权力交给蒋介石,于是蒋又有了一个新官职‐‐&ldo;禁烟总监&rdo;。至少这是一个能够满足他性格中残暴的一面的工作。
1935年9月24日,设在日内瓦的国联有关委员会指出了中国反毒品运动的显著成就。
在同一天里,蒋在成都把1936年1月1日定为吸毒者自愿登记的新的最后期限,并宣布违抗者必将受到严厉惩罚。
1936年元旦之际,他又宣布禁止江苏、安徽、四川、江西、湖北、湖南、云南等省生产鸦片。2月1日至3日,他在南京召集反毒品会议,宣布要在六年内根除吸毒者和贩毒者。
然而&ldo;六年&rdo;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最后期限到来之前,日本人早已决定征服中国了。
一般说来,产生于&ldo;新生活运动&rdo;的禁毒运动比前者本身成就更大。当毛泽东承诺要解放农民并扫除一千年来的传统压迫的时候,当年青的知识分子被革命的吸引力所打动的时候,蒋介石却充耳不闻地求助于儒家的价值观和基督教的清教主义。
在民众的眼里,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中,这些从过去搬来的说教代表了土豪劣绅和商业中产阶级的利益。这场运动只不过从那些苦难的人民身上一擦而过,对他们没有任何的触动。
1934年秋,就在共产党从江西突围开始长征的时候,蒋及其夫人乘坐飞机开始了周游全国的旅行。飞机的出现第一次使这种&ldo;与人民见面&rdo;的活动成为可能。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名人都不敢指望能访问中华帝国的每一个省份。
但是,开始时蒋介石并没有这种计划,他只不过是一时冲动,希望坐飞机进行短期旅行。在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少帅张学良的陪同下,蒋氏夫妇飞往洛阳参观了一所新成立的军事学院。为什么不去看看西安呢?张学良建议说。于是,蒋便无意地来到了这个两年之后被扣押的地方。然后就是渴望到更多的地方旅游。旅行结束时,他们已行程5000英里,访问了华北和西北的10个省份。
对于比较边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在那种时候,一位领袖的到来‐‐特别是乘坐飞机而来‐‐打破了他们单调的生活。现代社会的其他领导人‐‐也许首先是戴高乐‐‐早已陶醉在了人们的欢呼声中,并从目睹人们对自己的欢迎中吸取力量。这种事对蒋氏夫妇来说也已经是现实了。
由于尝到了&ldo;名望&rdo;的甜头,他们越来越不满足了。这时旅行已不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系统的计划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西部和南部各省。从政治意义上讲,西部之行在整个行程中是最重要的,因为中国还是一个军阀割据的国家。在西南的贵州、四川和云南等地,尽管人们仍在谈论中国的&ldo;统一&rdo;,但封建军阀仍不受干扰地统治着这些地区,江西共产党进入这些地区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例如,在贵州,红军用四个月的时间消灭了当地军阀的五个师,占领了他们在遵义的驻地并补充了2万人的兵力。红军突破蒋的封锁,于1935年5月突然向南进入南部边界省份云南。这时,蒋氏夫妇正住在昆明。据悉,红军距离昆明只有10英里,云南军阀龙云急忙加强对昆明的增援,而蒋这时已在法国人建造的铁路线上撤离了。不久他们便发现那不过是一小股红军的牵制行动。大队红军日夜兼程,每日行程85英里,奔向位于长江上游的周平堡。他们穿着国民党的军装,轻而易举便占领了这个地方,然后,全部红军渡河进入四川。过河后,他们把从国民党军队那儿缴获的船只全部销毁了。
蒋介石夫妇的旅行已不再是一项公关活动,他和夫人飞到四川,希望能在大渡河拦截红军。
决战在一个峡谷展开,那里的河水急速奔腾,两岸是悬岩峭壁。
一位姓刘的工程师建造了一座铁索浮桥,也就是著名的&ldo;泸定桥&rdo;。红军到达后,发现原来拴在铁索上的木板有一半被拆掉了。尽管如此,红军战士还是赤着脚,在桥上摇晃着快速前进,并向对岸的国民党军队投掷手榴弹。终于他们跨过了泸定桥,打通了通往西部四川的大门。
这是蒋截住红军的最后一次机会。从此,红军更多的是被高山峻岭和其他自然障碍所困扰,而不是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尽管遇到这些挫折,蒋的西部之行还是有作用的,因为这使他能够&ldo;清洗&rdo;并&ldo;训导&rdo;四川和其他地区的地方政府。
他没想到几年后会被迫把国民党的&ldo;首都&rdo;从南京迁到四川的重庆‐‐如果他没有西部之行的这番&ldo;清洗&rdo;,这种迁移也许就不可能实现了。
蒋介石传--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变
第十四章 日本和西安事变
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说:&ldo;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波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ldo;你跳还是我跳?&rdo;。张学良说:&ldo;我跳下去!&rdo;
宋美龄到达西安,蒋介石正在读《圣经》旧约中的《那利米书)》的一章,他看到这样一句话:&ldo;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rdo;